【听医者讲述】
采访这位儿科诸多先进理念的开创者时,就像在与自家长辈话家常,那些传奇经历、大医轶事,在籍老的讲述间满是亲切。
——访谈人王璐
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时,我的老师是诸福棠,他人挺好,特别容易接近。在临床实习时,我和他也有接触。他很喜欢孩子,他的上下班时间都是以孩子为准。有一次查房,一个患儿腹痛,我们怀疑是麻疹,就请他来看。他先去用温水洗手,然后轻轻为小患儿检查,转身跟我们说,这不是麻疹,是肠套叠。因为他的手法很轻,查体又仔细,所以很容易就发现是肠套叠。当时我就觉得这位老师真是不错,我要跟他学,后来就做了一名儿科医生。
1961年,我转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工作,那时候协和各个科室都在发展壮大,就把我调来了,从此就算是协和人了。当时有一个产妇找到林巧稚大夫,她说,林大夫,我三个孩子全都没了,生下来就黄啊,黄得不得了。现在这是我第四个孩子,您一定要帮我保住啊!林巧稚大夫的心肠像菩萨一样。怎么办呢?她从产妇描述的症状了解,那应该是Rh溶血症。她就跟周华康说,周大夫,这个新生儿得换血,你得帮忙。周大夫也没换过,就把我找去了。那我也没换过啊,我就去图书馆查书。
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从何查起呢?协和人都乐于帮助人,当时那个图书馆管理员就帮我找书,用了3天的时间,终于找到了。正好那个产妇第4天就生了,我们就根据文献报道的方法,去给新生儿换血。换血很难,贫血、心力衰竭,好多问题都要解决,我们就一起解决这些问题。经过几次换血,就把这孩子救过来了,后来那孩子就取名叫“协和”,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症换血成功的案例。
我前后参加了6次农村医疗队,去过甘肃、山东、河北,还有北京周边的郊区,给农村儿童送医送药,还培训赤脚医生。那时候国家号召“向贫下中农学习”,我是真向他们学习,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别人都笑,说我拿根棍儿真像那么回事儿。为了看病,我每天要走二三十里路。
之前国内还没有围产医学,也没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1980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那儿有一个50张病床的NICU,最小的孩子才500克。我看到NICU里的各种管道,觉着那真是一个不同的天地。我就开始学习怎么验血,怎么查血气,胎盘怎么用,X线怎么做,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国内都没有。比如给新生儿照X线,国内的专家说新生儿这么小,没法照。但是美国的医生说可以照,我就跟他们学怎么用X线,怎么看片子。回来后我就跟大家宣传,因为都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我跟周华康大夫、赵时敏大夫一起建立了协和的NICU,最开始只有1台呼吸机和3个婴儿暖箱,后来慢慢发展起来了。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他们请了3个人,是搞抚触的。我看他们一套抚触结束后,孩子很舒服,乐得不行。我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做。我就参考他们的抚触方法,加上我在苏联和美国学的知识,再加上一些中医的理念,做了一套婴儿按摩操,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书。1985年到1989年,我在国内组织了10家妇产医院,像北京妇产医院、上海妇产医院、武汉妇产医院等,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围产期推广项目,从美国请来了十多位专家讲课,普及围产医学知识,让中国的新生儿围产医学越来越专业。
值此协和百年,希望协和人不能骄,要实事求是,真正的协和人要实打实,看病看得准、看得稳。希望协和人都能活到百岁,活到九十多岁时能比我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