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芙：不只看病，教学科研都重要

    【听医者讲述】

    聚光灯下，讲述徐徐展开，九旬铅华写满了她对祖国的赤诚至爱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

——访谈人傅谭娉

    大学时，我最初上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因为喜欢外文，之前也学了很多。后来有一次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讲座，讲苏联的医疗体系怎么服务人民，我一下就被吸引了，就想读医学院。学校同意我参加一个考试，考过了以后，我就转到医预科，1951年8月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

    协和的张孝骞、林巧稚这些老教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他们教得是真好。冯应琨教授在我们临床实习的时候，让我们跟他一起做一项肝豆状核变性病人的钙磷代谢研究。我们每天晚上做完功课以后，就去做实验室研究。后来我们一起发表了文章。这让我认识到，协和医院的医生都不只是做临床，还必须要做科研，这点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1978年，我通过了首批留学生出国考试。冯应琨大夫马上查资料，知道全世界最好的肌电图专家Buchthal教授当时在丹麦皇家医院工作。他给我写推荐信，Buchthal教授同意我去学习。第二年的时候，Buchthal教授邀请我跟他一起做一项神经病理的研究论文。我拒绝了他，我说：“我想专心学神经生理。”他又问我：“你真的不想学吗？你要是写了这篇文章，还可以把名字署上去，那你就会有很大的声誉。”我说：“我无所谓，我回到协和，还是做一个普通的神经科大夫，研究肌电图的工作。”很多人觉得外面生活好。我是在香港待过的，英国人怎么对你的？我早知道了！那种日子我不愿意过，哪怕当时条件差一点儿，我也要做自己的主人。中国需要人，需要有学问的人，我想为祖国服务，我是一定要在中国的！

    1981年8月，我进修期满就迫不及待地回国，开展了实验室改革，对协和肌电图室的工作进行了知识和仪器的更新，改成像国外一样的要求。1984年，我们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成立肌电图与临床神经电生理学组，我、301医院的沈定国、北医三院的康德瑄、上海中山医院的王遂仁一起牵头全国神经生理的工作，在全国推广肌电图。通过学会，我们把全国搞神经生理的人都请来，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学术年会。其中最盛大的是1996年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亚洲临床神经生理学术会议，从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瑞典、比利时、丹麦、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来了14位专家、200多位代表，加上中国的代表，有1000多人参会。

    当时在英国的学习班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全身性肌张力障碍性的病人，走路的样子很奇怪，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国外用肉毒毒素治疗这种病，有效果。比如说歪颈，给这边收缩的肌肉打肉毒毒素，肌肉松弛了，病人的头就正过来了。我在国外发现了这个新的治疗方法，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药。1992年，我联系到生产肉毒毒素的美国公司。他们让香港子公司的人到北京来，和我们一起做。协和开设了肌张力障碍疾病专科门诊，治疗了大约30例病人。很快我们又听说，中国兰州有位王荫椿教授，他在美国学习了肉毒毒素的生产，现在中国能自己生产肉毒毒素了，而且改良了方法，不用血清，更安全。我们就一起合作，比较中外产品效果，结论是不相上下，都很有效。

    做医生，是我自己选的，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觉得我这一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国家派我到国外，跟着最好的神经生理学教授学习，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来，向全国神经生理领域的人传播，我感到愉快、荣幸！协和不只是看病，还重视研究，医疗、教学、科研都要搞好。因为这三方面是相互影响的，注意这三点，医院水平就会越来越高。协和的老教授都是特别好的大夫，一辈子就是想做一个医生、做研究、教学生，想法很简单。对病人好，对病人认真，这些协和的老传统，要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