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主反面：西方党争民主弊病剖析

    【洞察】  

    在西方社会，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党争民主被认为是民主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党争民主不仅没有实现民主价值，反倒日益暴露弊端，甚至走向民主反面——对内的寡头统治和对外的霸权扩张。究其实质，西方党争民主被资本所裹挟，党派之争和否决体制为资本肆意扩张提供制度便利，日益加剧经济不平等、政治衰败和社会治理失能，对世界秩序造成威胁。

思维方式上二元对立，缺乏整体性

    在西方党争民主中，政党是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其存在目标就是在二元对立的竞争性选举中获胜以赢得执政权。可见，党争民主从源头上肢解了人民主权的整体性和完整性，政党蜕变成选举机器，对立竞争逐渐演变为极化政治的代名词。

    在竞选时，政党竞争是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权力角逐，对立和对抗思维主导整个选举过程。政党初选由党内大佬控制，候选人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党内激进的小圈子说了算。竞选中的观点越极端激进，越能强化身份和阵营标识，吸引本党选民和政治献金者的关注，理性温和的声音被淹没。迎合民粹主义的短视和福利要求也是赢得选票的方法。候选人为了讨好选民，空谈许诺大行其道，放大了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媒体在党争民主中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给本已对立的党争火上浇油，政治被无可救药地娱乐化、表演化、低俗化，政客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互相攻击、诋毁、谩骂，整个社会充满被撕裂的戾气。

    在执政后，执政党要考虑中期选举或者为下一次大选做准备，主要精力仍集中在竞选上，很难真正回应民众需求，更遑论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实现人民长远利益。美国两党制使得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会中常以狭隘党派利益和地方利益为重，相互攻击扯皮，造成立法难产和政府停摆。美欧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视对方为政敌，为了在下一次竞选中获胜，以出难题、挑错误、攻击诘难为相处之道，难以妥协和包容。极端情况往往会揭露事物本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党争民主仍以竞选为头等大事，置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灾难性的死亡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政治分歧，赤裸裸地暴露出政党利益高于人民利益。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党争民主，在权力催化下造成恶性竞争、短视政治、民粹泛滥和社会撕裂。如果长期缺乏具有整合性和包容性的责任主体弥合与协调不同政治团体、阶级阶层的利益分歧，再叠加难以调和的种族、民族冲突，很可能导致国家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崩溃。

主导力量上资本至上，缺乏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背后是奴役，平等的背后是阶级特权，人权的背后是资本的财产权。在西方党争民主中，一人一票看似自由平等，但实际上却被资本力量所宰制，转化为“一美元一票”，所谓人民民主实质上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所说，是“1%所有，1%统治，1%享用”。

    组织竞选和进行游说都需要大量金钱，为了在竞选中获胜，政党与“金主”结成“权钱共同体”。政党主要通过各种媒体和铺天盖地的广告为自己造势，政党、利益集团和媒体结成铁三角，竞争性选举沦为“富人的游戏”。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2014年裁决取消了对政治献金限制，认为“如何花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此门一开，权钱交易以完全合法的形式普遍存在，金钱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摧毁选举的人民性和公正性。上台后，政客们自然对“金主”投桃报李，或制定政策法律维护和保障“金主”利益，或直接将公共资源即政府岗位回馈给在竞选中出钱出力的人。

    资本不仅可以左右政党，还可以操控民意。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指出：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阻拦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甚至连公众都被调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为什么“连公众都被调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因为在“钱袋民主”中，人民常常被政客、媒体、利益集团蒙骗、误导，资本收买的专家、律师、智囊团也会以“客观、专业、中立的立场”对民众进行听起来“合情合理”的欺骗。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政治领域的情形一如商品市场，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作为公民的我们却几乎无法进入这一领域。

    党争民主产生的政府是为资本服务的。引发金融危机的资本家们不仅不被问责和追究，政府还要用纳税人的钱帮其渡过难关；而受金融危机冲击丢掉工作的民众却得不到多少帮助。斯蒂格里茨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74年至2014年的40年中，扣除物价因素，占全美人口90%的人民大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占人口1%富豪的平均收入却在飙升。枪支管控、全民医保、提高最低工资、提供教育就业机会等最基本最迫切的民生诉求无法得到满足，贫富分化愈演愈烈并呈代际积累之势。

政治体制上否决点过多，缺乏责任性

    党争民主中以政党竞争、两院制、三权分立等为要素的政治体制，表面上看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腐败，但也给轮流坐庄推卸责任、利益集团操控公权力和分权制约的不作为提供制度温床。

    轮流坐庄不仅造成持续治理熔断，还为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提供了制度渠道。对于国家治理而言，重大公共事务如教育、医疗、环境、安全、财政改革等需要持之以恒推进。西式党争民主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一届对着一届干”，以否定前任的方式树立自我权威，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政治体制中的责任机制也在党争轮替中被虚化。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美国谈论责任追究时，经常会出现一种怪象：在你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竞争性选举被认为是西式民主纠正政府错误的主要途径，但实际上责任自动豁免或者隔代转移的制度违背了治理常识，反而会造成矛盾问题深层次积累。

    政治体制对利益集团具有开放性，公权力成为资本的附庸。利益集团与党争民主相伴而生，为党争民主提供生存养料。在少数“巨无霸”型利益集团统摄下，“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能够促成公共利益的达成”只能是合理化想象。大利益集团能够影响政策制度、财政预算和司法程序，甚至可以利用程序阻止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法律出台或者在某项法条中塞入“私货”。于是，“程序民主”异化为大利益集团和政客之间寻租交易的制度渠道，政商精英满口“平等自由”，实际上却在利用公共资源享受特权。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的分析直击要害：“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美国政治顽疾的一体两面，无论党争民主如何包装，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根源在于大利益集团以组织化的形式榨取和篡夺国家权力。

    过度分权导致结构性失衡，无法进行负责任的集体行动。政治制度重要功能之一是能够形成决策共识、推动集体行动。美国的三权分立自诩为民主典范，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因否决点过多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否决政治。在美国政体结构中，两大政党、立法和司法机构都可以制约政府，常出现由立法、司法部门解决行政事务而政府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低下的局面。立法机构分成势均力敌的参众两院，很多时候每一院由不同的政党所掌控，两党议员和总统纷争不止。政治司法化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相互加强，法院时常成为扩大政府职能的替代性工具。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指出，美国政府的瘫痪是政党的两极化和权力的极度分散导致的结果。这种旨在防止当政者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变成了一种谁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无法集中权力做出决策并承担责任的制度。

    （作者：齐惠，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政治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