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大问题是政府，政治衰败是源头

    美国非营利机构“枪支暴力档案”专门开设了一个网站，从3500多个信息渠道即时搜集美国全国范围内因枪支暴力导致的伤亡数据。据它的统计，2016年全美出现枪支暴力事件54872起，死伤45748人；2017年出现58267起，死伤47098人；2018年出现54222起，死伤43181人。2019年起，虽然没有了枪支暴力事件总数这一数据，但死伤人数大增，达69692人；2020年死伤人数更创新高，达82996人；2021年，截至6月28日死伤已达41213人。

    想想每一声枪响中涉事民众噩梦般的惊恐、伤亡者家人撕心裂肺的悲痛，而持枪自由和不自由的争论仍没完没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美国政府该作何选择呢？

当下美国“最严重问题”是“政府”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学术专著《注定一战》中提到，他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2012年开始修筑一条横跨查尔斯河两岸、连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的跨河通道，整个工程用了4年的时间。之后，他笔锋一转，说中国北京市政府在2016年11月对当时仅有两条车道的三元桥进行升级改造，工程规模比哈佛的大得多，但用时仅43小时，还不妨碍白天的交通。艾利森感叹：“如今，中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美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他选取这两个案例的用意不言自明，旨在突出中国的速度，让人们反思美国的效率——美国政府如此速度，未来如何发展？

    如果碰到事关民众生死存亡的事件，美国的这种低效的后果就可怕多了。就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来说，当新冠病毒突然来袭时，一个有效和负责任的国家应当迅速采取各种紧急措施，迅速控制疫情传播。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一向自诩、同时也被人们认为医疗设施、医务队伍一流的美国，在及时预警、社会动员、出入境管控、密切接触者追踪、病毒感染者检测、重症救护等方面，不但进展缓慢，且屡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推诿、各州政府恶性竞购医疗物资、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相互指责等丑闻，致使美国的抗疫效率与其国家地位和声誉完全不符。

    美国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盖洛普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认定美国的“最严重问题”已经不是新冠肺炎疫情，高达22%的民众认为“美国政府”才是当下美国的“最严重问题”。

    美国政府在涉及生命、安全和效率等几个最基本的“众人之事”的处理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难怪美国民众指出美国政府才是当下“最严重问题”。要理解和解释这些政治问题，理由肯定很多很细，但如果回归到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这一职责使命上来，上述案例足以显示美国政治的确出现了重大问题。

问题频出的背后是政治衰败

    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今学界观察美国政治的一个共识，以至于不少学人使用“政治衰败”一词来描述美国的政治僵局和政治问题。

    “政治衰败”最初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用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亨廷顿的解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形势变化（他没有说殖民统治和前殖民者的扰乱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些国家陷入混乱、无序和持续的反西方状态。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后来更有人贴上“失败国家”“流氓国家”的标签。大概亨廷顿根本料想不到的是，这个词现在不但被用到了美国自己身上，而且调门最高的还是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这大概也是他这个老师没有想到的。

    福山的成名源自他在冷战末期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这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美国学人和美国民众的认知与心态：美国兵不血刃地赢得了冷战，主要归功于美国制度。美国本就有“上帝选民”的“例外论”心态，认为自己有“天定命运”，并致力于为整个人类树立“山巅之城”的标杆。回顾其240多年的历史，在自身持续努力的“内因”和数次天赐良机的“外因”巧妙组合下，美国在内部建设和外部影响方面的确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二战后更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头羊”。特别是在冷战后，美国人的这种优越和例外心态更是难以遏制，“历史终结论”就是最形象的代表，认为人类对社会组织和治理模式的探索已经到了巅峰，美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人类社会的最好和最终状态。

    然而，“9·11”事件、金融危机、持续的族裔冲突、民粹主义盛行、为反对而反对的党派争斗等等，这一系列内外危机促使福山没有终结在“历史终结”上。他尽管依然坚持“国家”“法治”“民主”是所有政治秩序的三个最重要范畴，但与冷战末期大力颂扬民主制度不同的是，针对美国国内持续出现的政治问题，他的重点已经从“民主”转向了“国家”。

    从2004年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到2011年《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卷《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再到2014年《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最后到他同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以《衰败的美国——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为题发表的文章，福山开始反复提醒政府能力的重要性，成为“美国政治衰败”的吹哨人。他明确指出，利益集团、依附主义、家族制复辟等导致了美国的政治衰败。

    美国的政治衰败当然有美国自身的诸多原因。福山的研究值得仔细研读，特别是他经常引用的例子——美国林务局如何从最初一个“小而有凝聚力”的机构，逐步演变成一个“各自为政，大而无当的烂摊子”，以至于“全线沦陷”，“最终还是难逃各路依附者的一再掠取”。他还援引美国公共服务委员会2003年的一项调查结果表示，“进入官僚体系的人经常发现，自己陷入章程和规则的迷宫，个人发展受到阻碍，创造力遭到扼杀。对最好的雇员来说，薪水太低；对最差的来说，薪水又太高。”这就是美国政治典型的“内卷”，即在程序正确、政治正确掩盖下责任的外推、利益的盘根错节等等，导致了美国各级政府机构基本忘了职责使命，更别说与时俱进了。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遭遇突发事件时，各种问题就会急剧恶化，出现重大危机。正如此次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样态，令全世界瞠目。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美国一些人因此提出：寻找外部对手，引入外力竞争，打破“内卷”，进而重振美国。实际上，这是美国的惯常做法，也是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根性使然，就像美国前议长金里奇所说的：“美国必须竞争，否则必将失败。”就此而言，美国一些人如今在国际上拉帮结派，无端指责与打压中国，恶意夸大中国挑战和威胁，歇斯底里地炒作“武汉实验室泄漏论”，有针对性地推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重建更美好世界”七国集团基础设施计划等等，其目的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另一方面也是为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拯救“衰败”的美国。

    而问题是，政治衰败日深、政府已成为“最严重问题”的美国，能解决自身这些深层次问题吗？

    （作者：张振江，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