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形成

    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经历了个人庇护、自主组织、蓝图设计、早期实践和全面建设等不同阶段，最终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其突出特征是自主性、多样性和开放性。在这一机制形成过程中，英国现代知识生产者实现了专业化、职业化和实践转向，国家的资助和引导作用日益增强。

    经济社会变革是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形成的根本动力。据伦敦经济学院斯蒂芬·布罗德伯里教授最新研究成果统计，以1700年为标准年计算，从14世纪初到16世纪初，英国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经历了一个V形变化周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曾一度徘徊不前，但经济社会结构却在悄然发生根本性变革。农民和工商业者个体力量的增长、英国由羊毛出口向呢绒出口国的转变、重商主义的全面推行、资本主义萌芽的壮大等开启了经济社会转型时代。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指出的那样，英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间出现了一条清晰可辨的“鸿沟”，发生了“生产关系的革命”。

    在经济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是英国走向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重要一步。有识之士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下较早开始质疑教会垄断下的传统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大力倡导人文主义“新学”，即通过阅读希腊语、希伯来语原文重新解释圣经，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历史等世俗学问。15世纪上半叶，就在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被禁不久，英王亨利四世之子“好公爵汉弗莱”成为英国人文主义“新学”的首位庇护者。他选任人文主义者担任私人秘书、委托和资助文学作品的撰写，由此开创了英国“新学”的知识生产机制，即个人庇护制。都铎王朝开国之君亨利七世也曾延揽人文主义者，资助他们撰写诗歌或史书。15世纪末16世纪初，伦敦市长之子约翰·科利特不但在牛津大学任职并倡导“新学”，而且还个人出资邀请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来英国讲学，并以其个人地产收入资助重建了圣保罗学校，指定呢绒商公会为信托受托人负责管理该学校，聘请人文主义者担任校长。该学校成为英国首所非神职人员管理的学校。这是对个人庇护制的继承和发展。几乎与此同时，一些教会神职人员和大学教授也开始传授“新学”。不过，当时从事“新学”的主体并未专职集中于某一专业领域，只是业余或兼职人员。

    15世纪末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传入英国，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效率大为提高，为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亨利八世开启的宗教改革，不仅斩断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皇之间的联系，而且解散了约800家大小修道院，遣散了8000余名男女修士。这不仅摧毁了传统的“旧学”知识生产机制，而且催生了“新学”知识生产机制。16世纪中叶，一位议会下院议长曾在发言中指出，由于没收教产致使教区牧师收入微薄，大学教育衰落，各地学校紧缺，“知识衰败”，“智慧之树在枯萎而不是在生长”。实际上，这是宗教改革造成的“知识危机”，是新旧知识生产机制转换的表现。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国王主要资助旧机制，新机制建设则主要由早期资产者推动，如1572年成立古物学会，1597年正式成立格雷欣学院。这成为业余“新学”群体日益自主组织化的标志，也是“新学”知识生产机制摆脱个人庇护制的象征。

    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英国不仅在宗教改革上日趋成熟、国内外政局更加稳定，而且还出现了文学和哲学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根据麦克勒兰德的文学成就指数统计，这一时期是工业革命前英国文学成就指数最高的时期，其中以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为代表。在哲学上，大法官弗兰西斯·培根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主义思潮，开启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推动了“科学革命”的兴起。培根还设想了知识生产的新机制，并在其生前未完成的《新大西岛》中进行详细描绘。这种设想的知识生产机制是由国家批准设立、知识生产者自主组织协调、既相互独立又内外开放的乌托邦，是知识生产者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并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机制，是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理想蓝图。

    培根的设想推动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早在英国内战期间就有一批人受培根思想的影响，每周在伦敦和剑桥举行聚会，交流研讨自然哲学和实验科学问题，自发形成了一所“无形学院”。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该学院成员集中于伦敦的格雷欣学院，筹划建立一所促进物理、数学等实验知识的有形学院。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获得国王颁发的首部特许状，成为首个以促进自然科学知识为宗旨的学术法人组织，也是目前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学术法人组织。1663年的特许状明确规定了国王为该学会的创建者和资助者，确立了学会全称、学会纹章的构成和样式等。1669年的特许状则进一步扩大了该学会的特权，国王无偿授予其一片土地，允许学会不限于伦敦而可在英格兰全境举行学术会议，等等。这样，自然知识的生产活动不仅开始建立起全国性组织，而且还孕育了学会内部的同行评价机制、对外学术交流机制、学术成果的自主出版机制等。尤其是在对外通信交流的基础上，英国皇家学会从1665年开始定期出版一些信件，由此诞生了历史上首家学术期刊，至今仍是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刊物。

    英国皇家学会不仅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而且还广泛吸纳国内各类自然知识人才。尽管该学会最初确定会员名额是55人，但同时规定凡男爵等级及以上者，内科医师学院成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数学、物理和自然哲学教授等，均为该学会的编外会员。培根设想的知识生产机制初步得到实现，由此推动了自然知识生产的变革。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不仅标志着现代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基础的确立。因此，英国皇家学会成为培根所设想的知识生产机制的早期实践。

    随着“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以及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英国国内政局更加稳定，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工业革命开始萌动；1709年议会通过《版权法》，现代版权和专利制度建立，这些均为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据统计，仅在1663年到1750年间，伦敦市内外和兰开夏郡就建立了近60所新式学院；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法人组织也纷纷成立，并不断面向实践开展科学技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曾敏锐地发现这一点并指出，只有到了18世纪，知识才转变成了科学。在工业革命开展的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并构成了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之时，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也呼之欲出。尤其是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知识逐步实现专业化，各学术法人组织的成员成为专职研究者，国家的资助和引导作用也逐渐增强。1849年，议会开始向皇家学会提供财政资助；1850-1851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设立自然科学学院、历史学院和道德学院，培养现代知识生产的专业人才；1853年，枢密院教育办公室设立科学与技术部。国家的组织引领和财政支持、专业科研和教学机构的设立，使得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得以形成。

    （作者：张乃和，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