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前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人称“欧洲的世纪”的19世纪，对法国等欧洲国家来说，既是“浪潮涌动、创造力迸发的一百年”， 同时也是“权力竞逐的世纪”。为此，英国著名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在参与“企鹅欧洲史”撰写时，干脆将其负责的19世纪卷取名为《竞逐权力：1815—1914》。埃文斯笔下的“权力”无疑涉及多个维度，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又包括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无论在英文还是法文中，此处的“力量”不仅可以译成“权力”，同时还包含“强权”“强国”之类的引申义。事实上，第三共和国前期法国朝野人士对“知识”所表现出来的超常热情，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某一方面权力的渴求，以及对法国重新成为一流强国的期盼。

    第三共和国是在第二帝国因战败垮台之际应运而生的。为此，共和国初期，战败的法国人在蒙受割地赔款的民族耻辱时，也难免会聚焦如下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即一个至少在表面上看足以傲视其他列强的头等强国何以会在普法战争中如此不堪一击？这当中，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败因与法国在知识生产，特别是教育体制方面的种种不足联系在了一起。一时间，诸如此类的说法相继在法国不胫而走：一些对法国小学教育深感不满的人宣称，“击败法国的不是撞针步枪，而是普鲁士的小学教师”；而另一些人则把矛头指向法国的高等教育，认为法国之所以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是因为德国的大学在许多方面都明显优于法国。

    此外，第三共和国起初不过是个在战火中诞生的“早产儿”，其“合法性”颇有争议。围绕着究竟该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法国曾出现过激烈的政体之争。为让共和制真正落地生根，共和派人士展开了异常艰巨的斗争。这一经历令共和派人士掌权后愈加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了大革命开启的一个世纪的动荡、冲突之后，法国不仅亟待依托理性、民主，在寻求民族团结和精神统一上获得突破，共和国本身也需要让自己更令人信服地和“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知识”早已被当作“进步”最理想的标志。也正因如此，共和派领袖儒勒·费里在第三共和国早期初掌政权时会如此说道：“第一共和国给了我们土地，第二共和国给了普选权，而第三共和国赋予了知识。”

    费里的这番话清楚表明，在他本人以及其他共和派人士心目中，让第三共和国更多地赋予国民各种各样的知识，是一项足以与第一共和国在大革命中借助对外战争扩大法国版图，以及第二共和国赋予男性公民普选权之类的丰功伟业相提并论的壮举。在这一想法驱使下，共和派人士一旦大权在握，便极尽所能推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共和派在执掌政权后，始终把教育改革作为优先关注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共和派执政之初的当务之急是确立和巩固共和政体，其早期的教育改革遂以“反教权和世俗化”为中心任务，尤其是确立了初等教育改革的三项原则：义务、免费、世俗化。为坚定青少年共和信念、加强其爱国主义情感，中小学还增设了道德与公民教育课；而在共和政体巩固之后，教育改革即很快转变为以振兴经济，亦即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为导向。与教育改革的上述变化相呼应，各个知识领域在法国也更明显地处在不断专业化和细化的过程当中。

    原本就在法国素有影响的理性主义，随着实证主义的发展，日益被赋予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色彩。知识也开始更多地被视为“理性启蒙下的权力”统领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因应知识体系的发展完善，致力于获取知识的人员，得益于第三共和国当局的倡导和支持，专业化程度亦不断提高，给法国社会带来了积极影响。其中，一些科学家不仅迸发出了强烈的求知欲，还显示出了非凡创造力。法国当时在放射性等一系列领域取得的成就便是很好的例证。在这方面，路易·巴斯德尤其值得一提。这位在法国知识生产方面功绩卓著的领军人物，在成功研制出多种能够拯救众多人生命的疫苗的同时，还始终抱持这样一种强烈愿望，即凭借这些突出成就彰显法国科学的进步大于德国。当时，不少出类拔萃的法国学者也凭借自己在知识生产方面的骄人成绩，成为广受同胞推崇乃至膜拜的英雄人物。巴斯德于1895年去世时，第三共和国当局为其举行了国葬。

    从事物理、化学之类实验科学的研究者所传承的科学理念，这一时期已逐渐被奉为一切认识活动的模式。实证主义在此时的高歌猛进，甚至赋予了科学更伟大的雄心：不仅要解释自然，同时也要解释人。受此影响，人文学科力图根据决定论的原则进行自我建构。在法国近现代史学中曾有过显赫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就是在这种特定背景下产生并壮大的。文学领域也是如此。左拉认为，“小说家不应只满足于做一个辑录现象的观察家，而应当做一个公正的实验员，他应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情感置于一系列的实验之中，并像化学师同物质打交道那样，检验情感与社会真相”。

    第三共和国前期，大多数法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素养均有引人瞩目的提高，这显然与当局重视知识生产和传播是分不开的。当局不仅高度重视发展教育，而且还大大增加了作为公务员的教师的数量，并让这些教师能够享受相对较好的待遇。可以说，正是通过费里在教育领域推行的改革，初等学校的组织在法国牢固确立了下来：所有教师都出自师范学校，由国家支付工资，并在公共建筑中工作和居住。根据规定，学生应学习“不能不知道的东西”，不仅包括读、写、计算，还有历史、地理、少量自然科学和简单的农学。当局在1887年甚至还专门颁布指令，强调要多利用直观的、积极的教学法，“促使学生参与知识发现”。

    当时大多数法国教师心中也普遍怀有一种实施公民文化和知识教育的强烈使命感。于是，在他们的课堂上，历史课会采用史学大师拉维斯编写的教材卓有成效地来弘扬民族情感。即便是地理课，也会以自身方式来歌颂法国这个比例匀称、“气候温和”的“有规则的六边形”，认为“这个国家物产丰富，景色多姿，一切都散发着温馨平和的气息”。而在传授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时，教师们还会特别重视让学生去“发现”拉瓦锡等法国近代科学史上创造性的天才。

    除了依靠各级学校的课堂传播知识，法国这一时期也极为重视借助其他途径来达到传播目的，例如，数量日益增多的各种报刊、遍布全国各地的市镇图书馆，甚至包括主办大型博览会等。就后者而言，恰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举办的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尤其值得关注。此次博览会的主旨是展示科学技术进步，为此，还在特意修建的埃菲尔铁塔上展示巴斯德等法国“知识英雄”的大名。这一时期，法国大力推动海外殖民扩张。伴随着法兰西帝国领土的扩张，新产生的各种知识也在向更广阔的地区传播。

    由上可见，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前期，无论是在知识生产还是传播方面，不但举措颇多，而且产生了较好效果。当法国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时，在绝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法兰西已和共和国融为一体。有人甚至认为，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来，还没有任何制度在六边形土地上创造过这样的奇迹：虽然这个制度并没有使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甚至并未保证每个人每天都能温饱不愁，然而第三共和国仍仿佛是最可以接受的制度。这一切，包括后来法国成功经受住一战的严峻考验，进而实现对德复仇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均与法国此时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成效密切相关。

    （作者：吕一民，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