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方能共创未来

    【两岸听潮】

    7月17日，由两岸学者合作完成的《台湾通史》（六卷本）在北京举行全国首发式。这部162万余字的台湾史巨著，以史实阐明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颇具现实意义。《台湾通史》（六卷本）是继2015年两岸领导人提出“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之后，两岸历史学者共同编撰出版的通史性著作，具有凝聚两岸人民对中华民族复兴共识之效，广受海内外学界和读者重视。

同根同源历史不容篡改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必须警惕的是，清末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除从政治军事经济入手外，更有意从历史文化入手，占领话语霸权地位。他们谬言中国自古以来，只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和民族，并非统一国家，妄图众口铄金，以阻中华统一大业。

    近年来，“台独”势力配合国际分裂中国言论，谬言台湾人的基因非仅闽南人和山地原住民，已杂有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的基因，甚至妄言台湾为南岛民族发源地。蔡英文称其出访南太平洋岛国是“寻亲之旅”，用台湾“原住民”南向认亲，以抗拒“两岸一家亲”。

    “台独”势力动员学者、主导媒体、建构错误话语体系的行径，由来已久。自李登辉上台后，“台独”势力就借本土化与教育改革之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去中国化”的中学教科书课纲变革。从量变到质变，减少中国文史地理分量，如把中国史删减至商周到隋唐，篇幅只剩四页，大半的中国史被砍去。最新一版的历史教科书，竟然把中国史并入东亚史，中国史不见了，却大讲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据时期被杀害的数十万名台湾人只字不提，却大讲“日治”台湾有多繁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清末，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思想家龚自珍已提醒国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台湾史学家连横《台湾通史》的序言进一步阐明：“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

    铭记历史，方能警示未来。为捍卫中华历史文化，不少秉持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不顾“台独”势力的打压，纷纷挺身而出，或在报刊上揭穿“台独”阴谋，或组织同志游行抗议，或推动中华历史教育“自己救、自己写、自己教”。越来越多人开始兴办书院，以私人讲学形式传承中华学术经典。也有越来越多人自发组织学者编写正本清源的文史读本，在民间推广中华文史教育，进行“古典自救”，如由汉光教育基金会宋具芳董事长赞助、一炉香文化事业公司策划出版的《理想的读本·国文》及《理想的读本·历史》。

共写史书巩固民族记忆

    台湾民间的中华历史文化自救运动，无私奉献，热情澎湃，但究竟资源与人力薄弱，势单力孤，难与拥有官方建制机构的“台独”势力相抗衡，尤其要做大部头的历史研究与著述更是难上加难。所幸2008年至2016年，中国国民党在执政期间为缓和两岸关系，扩大了学术文化与民间宗教团体的交流，稍稍遏阻了“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势头。

    两岸学界的有识人士及时抓住此段有利时机，积极推动两岸史学工作者共写历史的工作。2010年10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王建朗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共同发起推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组织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两位，撰写晚清与民国史。大约在同一时间，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和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也策划统筹组织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各地70余名学者，以专题形式撰写中华民国史。在学者们的精诚合作下，《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于2015年3月出版，《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于2016年6月出版。这两部由两岸及港澳地区史学工作者合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与民国史，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后出版，全面真实反映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英勇历程，意义重大。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这一提议，立刻获得国民党的前后两任主席连战与马英九的响应。连战曾表示，两岸“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不仅为两岸史学界开辟新的、广大的合作领域，也有助于两岸人民相互了解、增进融合。

求同存异增进民心融合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两岸学术交流频繁，“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早已在学者间自发进行。两岸学者各自发挥优势，不同观点交织起来，可以拼接出比较客观的历史图像，极大推动了相关研究进展。

    进入新世纪，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图书和档案也更加开放，“共享史料”基本上已无困难。但“共写史书”，尤其牵涉两岸敏感政治议题和历史诠释的差异，两岸学者各有立场。解决之道在于靠史料讲话，不能以论代史。

    对于有争论的问题，可采取求同存异原则。学者可维持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但尽量经过讨论来说服对方，凝聚共识。例如，对抗战时期的主战场问题，台湾学者写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初稿中，抗日正面战场表述比较多，敌后战场基本没有涉及，大陆学者便提出史实，说服台湾学者补充敌后战场论述。至于《中华民国专题史》只写到1949年，台湾学者也颇有意见，主编张宪文解释：“历史研究是分段的。有人研究1949年以前，有人研究1949年之后的大陆，有人研究1949年之后的台湾，未来，这几块是要合并在一起的。如何合并，是后人的事。”这一观点得到两岸学者的一致认可。

    史料导航，还原历史真相，以史实支持史论，对于有争论的问题，求同存异，无法解决的异见，不强求同，留待未来。两岸合作写史就要如此，才能进行。做事要有步骤，不能一蹴而就，踏出第一步最重要，然后逐步推进，时机成熟再大步向前。

    近5年来，民进党全面执政，各历史教学与研究机构亦大多为支持民进党的群体掌握。他们在学者的研究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审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令人颇生“绿色恐怖”之惧，导致台湾的中青年学者多不敢对其“去中国化”政策表态。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不管遭遇多少干扰阻挠，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我本人参与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主编、两岸学者合作的《台湾通史》（六卷本）及南开大学何孝荣教授“总结和评估2018年中国的明史研究”项目，最近又与厦门大学历史系刘婷玉副教授共同开展校释《明史纪事本末》工作，就是在身体力行响应“共享史料、共写史书”。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相信有识之士定会前赴后继，为两岸合作写史、共铸民族记忆而努力付出。

    （作者：徐泓，系台湾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