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见俊辅的八月十五日

    1945年8月15日是世界史上意味深长的一天。这一天，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也被战后日本知识分子视为切入日本史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战后思想家鹤见俊辅（1922-2015）主创的杂志《思想的科学》自1968年起刊载了系列对谈《讲下去的战后史》，其中有一篇是羽仁五郎（1901-1983）与鹤见的对谈，题目是“八月十五日你在做什么”。那一天，历史学家羽仁五郎尚在狱中，他说以为会有朋友在那天越狱去救自己，结果一直没有等来。而鹤见知道8月15日这天有重大消息发布，提前一天修好了坏掉的收音机，一个人在热海的家中收听。当听到天皇说自己的国家受害了而不提他国时，他非常反感，跑到车站去观察聚集人群的反应，发现到处是沉默。当然，他也不可能想到要越狱营救羽仁五郎。而8月15日也成了鹤见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鹤见将他的生命分成两截，他用1945年8月15日之后的全部生涯去检讨他个人乃至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暴力的、虚伪的、不堪的一面。

    鹤见与同道友人评论家安田武（1922-1986）、哲学家兼评论家山田宗睦（1925- ）在1962年结成一个名叫“僧侣会”的三人组织，每逢8月15日，他们就以类似僧人的方式来纪念。黑川创撰写的《鹤见俊辅传》就详细描述了他们那天的情形：在银座的一家理发店，其中一人在另外两人的注视下剃了光头，他们约定接下来的年份另外两个人轮流剃，要持续与“十五年战争”（日本左翼历史学家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这一时间段的习惯称呼）同样的时间。于是这一约定真的持续了15年，每人剃了五次光头。

    上野千鹤子和小熊英二对鹤见俊辅的访谈《战争留下了什么》所呈现的鹤见，曾在母亲的严厉管束下故意交白卷、逃课、盗窃、出入声色场所、自杀未遂，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是个放荡不羁的不良少年。而在《鹤见俊辅传》里，我们发现，成年之后的鹤见更像一个禁欲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海军文职官员被派到印尼爪哇的鹤见以压抑自己欲望的方式与慰安所相对立。在他的理解中，如果去慰安所就等于加入了国家的制度，成为战争的协力者，因此唯有对此加以拒绝，才能实现对国家的反叛。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禁欲成了鹤见的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一想到性，他就会自我惩罚，就会产生愧疚和自我厌恶，甚至婚后还与夫人分居两处，最后把自己逼向抑郁症的方向。

    中日研究者多以“日常”作为描述鹤见的一个关键词。鹤见确实反复强调，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动所获得的正直感更具精神意义，他还写过《日常性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专著。然而黑川创则描述了一个没有日常生活的思想家：一个禁欲主义者、一个长年奔波于京都和东京之间的流浪者，一个总是处于临界状态思考临界问题的人，这样的人哪里有普通的日常？！毋宁说，他因为奉行肉体上的禁欲主义，而实现了思想上最大程度的自由。这是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鹤见俊辅所付出的代价。

    鹤见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设定为二战的肇始。他是在战争时代度过的小学，在他那一代人的印象中，偶尔有个战争消息就停歇了，没有觉察到战争持续很久，战时宣传给普通日本人造成了误解。他指出，仅仅把太平洋战争视为对美国的战争不恰当，因为它无法掌握这次战争的结构，并且会使日本人淡化战争的责任。一旦如此，日本人就不必正视败给中国——长期以来被日本视为军事上的弱者——这个不光荣的事实了。以1931年作为战争爆发的起点，那么1931至1945年间的日本史则不再是地方史，而把日本史与世界史连接在了一起。此后的江口圭一、家永三郎等历史学家也沿袭此说，才逐渐成为日本史学界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共识。“十五年战争”是基于一种历史理解，强调日本对外扩张的连续性，采取了虚数的说法，将战争爆发的起始和终结的年份都包含进去了，以至于遭到日本右翼学者的嘲笑：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都不会吗？

    前文提及的《思想的科学》创刊于1946年5月。创刊的七名成员学术背景不同（鹤见俊辅、鹤见和子、都留重人、武田清子留美，渡边慧留法，丸山真男和武谷三男没有留学经历），思想倾向各异，然而都在根本问题上见解相同，都能独立地进行根本性的思考，都在战争中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品格，他们将战时办杂志的体验以及逐渐形成的反抗思想贯彻到《思想的科学》中，故该杂志的创刊被认为是源自战争体验的多元主义。这份持续了50年的杂志经历过被审查、资金困难、鹤见本人遭受污名等曲折，但它培养了日本民间的知性风气，在日本战后读书界发挥着极大的影响。

    其间，鹤见俊辅于1954年年末组织“转向研究会”，致力于“转向研究”。“转向”，是个深植于日本历史、颇富日本特色的词，它不是指单纯的改变方向，而是指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产生的思想变化。但是在当时则被解释为：作为人，要有自觉其自身思索的过程，并且给予自身符合自身水准的新方向。也就是说，“转向”之前的思想是一种顺从社会习惯行动的惰性思想，它不具有独立性，转向之后的方向才正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战前以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知名的大部分知识人，都在战争时期放弃了此前的立场，成为国家主义者和战争的协力者。就这个历史事实而言，“转向”就是一种变节。其中也包括鹤见俊辅的父亲、政治家和作家鹤见祐辅（1885-1973）。鹤见俊辅认为，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战争体验不应该被遮蔽、被埋葬，而是应该让它成为看待战时、战后的视野和方法，介入到活的思想史领域。

    最终，这个研究团队花了八年时间，结成了三卷本的《转向》成果，深入探讨了出于信仰、发现理论矛盾、因被拘禁而后悔、家庭因素、国民自觉等不同的转向动机。鹤见之所以高度重视“转向”研究，是因为一旦将“转向”这个历史现象隐藏在历史的阴影中，就丧失了从谬误中发现真理的机会，而错误中包含真实的部分比正确中包含的真实部分更重要，若能更深入地探讨错误，就有可能从中找到通向真理的方向。

    鹤见衡量思想的一个尺度是它是否具有现实性，即行动与之是否一致。从1960年开始的反对美军基地的安保斗争到反越战运动，鹤见始终站在知识人抵抗的前沿。1960年6月因在安保斗争中受挫，鹤见追随竹内好辞去东京工业大学的教职。1965年之后，作为反对越南战争而结成的“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公民联合会”的简称）的核心人物，居住在京都的他定期到东京参加示威活动，协助反越战美军逃跑，并且常常将其藏匿在家里。1970年因反对警察干预学生运动，他辞去同志社大学教职。20世纪90年代鹤见参加了慰安妇求偿运动，到了2004年9月，他与梅原猛、大江健三郎等参加反抗日本政府改宪的“九条会”的发起工作。

    然而一路走来，鹤见俊辅的内心也曾充满了游移、痛苦，他一生的好几个阶段都被抑郁症折磨。他背叛自己所出生的显赫家族，对追求幸福有着本能的犹豫和拒绝。从小就仰望鹤见俊辅的身影而长大的黑川创在《鹤见俊辅传》中并没有对鹤见进行美化，他指出“自我分裂的倾向在鹤见的一生中一直存在”，这种倾向成为他描述鹤见的一个核心。世间哪有那么多始终坚定不屈的人？充满矛盾的、摇摆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鹤见曾经将自己视作“一个人的群众”：有许多人、许多事物挤在他的内心，彼此互相冲突、不断斗争，从而生出一个多元的自我，并从中发展出属于自我的思想。而这种多元自我的理论同时也促成了鹤见对历史的忏悔。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以追求幸福为目标的思想家，他在摇摇晃晃的人生中寻求某种价值支撑，他因为理解了多元性，而避免了对这个世界解释的固定性。

    （作者：陈言，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