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诗》简与汉代《诗》本问题

    朱凤瀚《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竹简〈诗〉初探》（《文物》2020年第6期）对海昏侯墓出土《诗》本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使我们对海昏侯《诗》简的价值有了初步的认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1200枚《诗经》简，虽然多为残断简，但数量如此大的《诗》简对我们讨论汉代《诗经》学相关问题意义重大。具体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毛诗》与三家《诗》本差异的问题。汉兴之初，书简残断，经学文本多为再造文本。刘歆于《让太常博士书》说，“至孝文皇帝……《诗》始萌牙……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汉代《诗》本是统一的文本吗？或者说，《毛诗》与三家《诗》本差别大吗？

    以往囿于材料，我们只是知道三家《诗》本的一些零星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学者判断《毛诗》与三家《诗》的差别不大。今据海昏侯《诗》本可知，《毛诗》与三家《诗》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分卷的不同。《汉书·艺文志》记载《毛诗》二十九卷，而三家《诗》本二十八卷。它们之间的一卷差异何在，清儒王引之、王先谦都有各自的解读。对照海昏侯《诗》看，不论是王先谦将《邶》《鄘》《卫》三诗合卷还是王引之以《周颂》三十一篇当一卷，都不正确。不仅如此，根据朱文可知，海昏侯《诗》分为二十九组，亦即二十九卷。这和《汉书·艺文志》记载《毛诗》经文卷数相同，和鲁、齐、韩三家二十八卷经文不同。推其缘由，或是我们对简文分组的解读有误，比如《鲁颂》《商颂》篇数较少被合为一组，是否《曹风》《桧风》也被合为了一组？抑或是《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误，是否鲁、齐、韩三家《诗》本也是二十九卷而《汉志》误记？又或是海昏侯《诗》本是西汉早期的《诗》本形态，刘向整理图书可能又对三家《诗》本做了调整，二十九卷遂变为二十八卷。而相对于分卷，分章的差异更大。海昏侯《诗》本章数为1076章，而《毛诗》为1149章，比海昏侯《诗》本多73章。但总句数二者相差不大，《毛诗》多21句，多出的21句大概便是类似《都人士》首章之类。具体到细部，依照推算可知，海昏侯《诗·小雅》只有299章，比《毛诗·小雅》少68章，但句数至少要多100句。海昏侯《诗·风》章数和《毛诗》相同，但句数至少要少120句。这些具体的差别不仅是编排方面，比如诗篇的排序、章节的划分，也包括文本内容，尤其是文字和句数。或许待海昏侯《诗》简全部公之于世，我们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朱凤瀚先生认为海昏侯《诗》属于《鲁诗》，这一结论或仍有商讨的余地。无论海昏侯《诗》是否为《鲁诗》，谓之属于三家《诗》当无大碍。孔颖达说：“《诗》体本是歌诵，口相传授，遭秦灭学之后，众儒不知其次。齐、韩之徒，以《诗经》而为章句，与毛异耳，非有壁中旧本可得凭据。”由此可知，汉儒既各自再造《诗》本，又无旧《诗》本可参，故所造《诗》本各异。然鲁、齐、韩既然同立于学官，《诗》本自当经过统一。汉代《毛诗》不立于学官，与三家《诗》自然不属于同一系统。

    第二，关于三家《诗》本关系问题。根据现有的材料判断，三家《诗》本在诗篇数、编排、分章等方面应该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性。《汉书·艺文志》记载“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其言下之意即谓三家《诗》经的内容及编排具备一致性，文字或有差异。如果仅仅是卷数一致，经文内容及编排差别较大，当不至于如此表述。《汉书·艺文志》著录“《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孝经》类序记载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等“经文皆同”。可为旁证。而比较《韩诗外传》引诗次序、海昏侯《诗》以及熹平石经《诗》的诗篇编次，也可发现它们几乎一致。如《韩诗外传》卷六引《诗》皆为《大雅》，其篇序为《抑》《桑柔》《瞻卬》《假乐》，和海昏侯《诗》中这几首诗的排序相同，也和石经的排序相同。但是在《毛诗》中，《假乐》属于正《大雅》。事实上，《毛诗》和三家《诗》对正《大雅》诗篇的编排并不一致。服虔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之“为之歌《大雅》”曰：“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翳》，是谓正大雅。”对照《毛诗》编次，则服虔所谓“正大雅”盖自《文王》至《凫鷖》，共计十四篇，至少《假乐》《公刘》《泂酌》《卷阿》等四篇不在其中，此正可与海昏侯《诗》、熹平石经相互印证。对照海昏侯《诗》，知《行苇》亦不在三家“正大雅”之列。但熹平石经残石无《行苇》信息，故难以举证。关于《行苇》诗旨，《毛诗序》谓之“忠厚也”，但《列女传·晋弓工妻传》、班彪《北征赋》、王符《潜夫论·德化篇》《吴越春秋》以及《后汉书·寇荣传》等皆以为是公刘诗。既然三家《诗》学《公刘》不在正《大雅》之列，《行苇》不在其中也在情理之中。最后，汉人常以“三家《诗》”如何，以表述与《毛诗》的差异，也可证三家《诗》本为统一之文本。如《都人士》首章，郑玄注《礼记》曰“此诗，毛氏有之，三家则亡”。而服虔注曰“逸诗”，盖亦本之三家《诗》为说。据此，清儒所谓“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虽稍显武断，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第三，关于汉代经学“经传合编”问题。关于汉代经传的编纂形式，孔颖达曰：“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根据孔颖达的说法，马融之前似经传别行，而马融之后则经传合编。但海昏侯《诗》简经的正文附有诂训，如“金玉其相。相，状也”。甚或附传，如《陈风·墓门》“颠倒思予”，海昏侯《诗》作“……将颠倒思予乎。传曰：晋大夫解居……（161）……妇人不由其道，为作是诗”。《诗》之外还有《春秋》这让我们对西汉中期经传的编纂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学者也据此对孔颖达“经传别行”说提出疑问，认为《毛诗故训传》也当如海昏侯《诗》经传合编。但这一问题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尤其不能将其绝对化。比如《公羊传》，汉石经《春秋》确实是经传别行，而海昏侯墓出土的《春秋》确实经传合编。我想，不论是别行还是合编，皆以不影响理解经文为首要前提。汉石经《公羊传》大概会标记“某公元年”以及其下的具体年数，这样阅读起来就相对方便。其次也当考虑内容，若内容太少何以成卷？就《诗》而言，虽然海昏侯《诗》简有注文，但太过简短。以《桧风》为例，海昏侯《诗》只是对“苌楚”“夭夭”“匪风发”“怀之好音”进行了简单注释，并且体例不一。如果这样的内容单独成卷，大概书于一二枚简就足够了，实在难以成卷。相比之下，《毛诗·桧风》注文有300多字，大约15枚简左右。所以，我们猜想海昏侯《诗经》中注文大概是刘贺的个人行为，并非汉代《诗》经学之通例。《汉书·艺文志》记载《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八卷，与经文卷帙皆有不合。如何分合，尚难定论。相比较而言，《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则比较分明易把握。如果一卷之内的每首诗加上篇题和诗小序，相信《毛诗故训传》非常便于使用。这里有两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是《诗》便于讽诵，没有经文并不会对理解《毛诗故训传》产生太大影响。二是郑玄说《诗序》原本合编，“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推想毛公所以将《诗序》“各置于其篇端”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文，也是为了标识诗篇，便于理解每首诗的故训。总之，《毛诗》的故训传与经文别行并不会影响使用，孔说不可轻易否定。

    汉代《诗》本的流动性较大，今天的所见《毛诗》于刘向整理图书之后又经多次整理。比如《毛诗》原本《关雎》分三章，而郑玄分为五章。所以我们今日所见《毛诗》与海昏侯《诗》的不同，也存在较大可能性是郑玄改《毛》所致。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忽视海昏侯《诗》作为随葬品的属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文本变形。因而在根据海昏侯《诗》简等讨论汉代文本共同属性时，当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作者：张玖青，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