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气 会战斗

    1942年10月9日，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预展在重庆举办，以古元、力群、彦涵、胡一川、罗工柳等为代表的延安木刻家的作品在国统区亮相，引起了极大反响。

    著名画家徐悲鸿被来自延安的版画所吸引，他发文称赞古元是“中国艺术界中一卓越之天才”“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并选购其版画《哥哥的假期》《割草》等几幅原作收藏，称《割草》乃“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在《全国木刻展》一文中，徐悲鸿还高度评价李桦“作风日趋沉炼,渐有古典形式”，并对董荡平、华山、王琦、力群等人的版画有所褒奖。

    早在抗战初期，延安的木刻艺术即传到了武汉、重庆、北平和上海等地。1939年后，延安木刻家的展览先后五次在重庆大规模举办，这些来自解放区接地气、真实、生动描绘普通民众抗战生活的版画作品赢得了国统区民众的认可。此后，延安美术的影响力在全国不断扩大。

    众所周知，延安的美术创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政治纲领、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美术工作者协会，江丰、胡一川、力群等木刻家领导了“革命美术”的创作与研究，他们积极推广新兴木刻艺术，并以“鲁艺”为中心培养了古元、彦涵、罗工柳、王琦等一批青年木刻家。“延安学派”版画家群体对解放区美术运动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青年木刻家古元在结束鲁艺的学习生活后，到延安县碾庄乡政府做文书。工作期间，他住在窑洞内，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木刻作品《牛群》《羊群》《挑水》和《运草》等，给人以清澈、淳朴之感，饱含着对陕北农村朴素而深沉的爱。1941年5月，古元从碾庄回到鲁艺，他所创作的这些开幅不大的木刻版画也成为传世之作，而在碾庄近一年的生活体验又成为之后创作生涯的根基。1943年春，古元随运盐队再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通过对边区民间剪纸的考察与研究，他在创作方法上有了新的变化。以作品《离婚诉》为例，作于1940年的《离婚诉》采用特写式构图，以阴刻为主，刀法洒脱，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但这种西方版画“阴阳脸”的刻法群众看不惯，于是，他在1943年又重刻了此画。第二幅《离婚诉》借鉴了民间窗花的表现手法，采取平视构图，以简练的阳刻线条造型，除去光影和明暗，画面简洁明朗，符合老百姓的欣赏习惯。而《结婚登记》《八路军习文练武》《减租会》等也都是运用这种新刻法来表现陕北农民的精神面貌。

    1940年5月，曾担任鲁艺分校木刻分场场长的彦涵走进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投入反“扫荡”的斗争行列中。在抗敌前线，他与战士们朝夕相处，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生活经验，其木刻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把她们隐藏起来》《狼牙山五壮士》等直接描绘抗战生活的场景，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发挥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宣传作用。彦涵的版画长于塑造人物，善于表现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形象塑造感强，人物表情丰富，画面易吸引人。他的木刻画追求繁复中的明快，冲突中的凝练与含蓄。

    面对现实的斗争，力群、胡一川、江丰、沃渣、刘岘、罗工柳、张望等延安木刻家都自觉选择走进民众的生活，走向十字街头，走到抗战的前线，他们将手中的画笔化作助力抗战的武器，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军民共同抗敌以及边区人民新生活的作品。

    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画家下乡”运动成为抗战后期美术创作与“工农兵”结合的最好方式。木刻家们通过手中的画笔描绘农民的开荒、春耕、生产竞赛、公粮会议、合作社发展等新主题，并在表现手法上进行探索。力群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自觉向民间美术学习，他吸收年画和剪纸的造型特征，强化线条的运用和整体的装饰意味，他的《丰衣足食图》和《给老百姓修纺车》是探索水印木刻的代表作；艾青和古元到三边分区考察，研究陕北剪纸，借鉴和运用民间美术的形式；胡一川的《牛犋变工队》造型洗练、套色简洁、刀法粗犷，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彦涵的《开展民兵爆炸运动》、石鲁的《陕北农村的傍晚》、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则采用汉画像石和中堂画的形式改进了新年画的创作方式。在战争的洗礼中，延安木刻家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握时代的脉搏，走出象牙塔，贴近民众生活，艺术才能为抗战助力。这一时期，延安版画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都较之国统区的美术更加大众化，更带有泥土气息、生活气息和战斗气息。这些接地气的作品不仅为解放区的老百姓所喜爱，也被国统区文艺界的人士所欣赏。

    回到1942年的全国木刻展览会，徐悲鸿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文，高度评价解放区的木刻艺术。延安的艺术思想和美术形态被生活在国统区的美术家所赞赏，充分说明一种与时代脉搏共振的艺术潮流及风格所具有的说服力与辐射力。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以特辑刊出了14幅中国木刻版画，其中有8幅作品来自延安。爱泼斯坦在香港发文时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中国木刻那样接近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是作为武器而存在的。”1949年初，徐悲鸿在《介绍老解放区美术作品一斑》一文中又说：“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起点。”历史再次证明，延安美术对新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民族化艺术道路的探索，无疑将成为新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

    （作者：商桦，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