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上海扩军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中国共产党秉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带领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武装斗争。黄沙金甲，血沃中华，抗战时期新四军勇闯“孤岛”上海扩军的红色传奇，在中国革命胜利的纪功碑上闪耀着别样的光彩。

“到上海去扩军”

    1940年夏天，正当阳澄湖畔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之际，素来大刀阔斧的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谭震林，忽然一反常态变得缄默起来。一个事关部队转型建设的大计，在这位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任红十二军政委和福建军区司令员的战将胸中悄然成型。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六团团长叶飞，奉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命令，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名义东进苏南，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部队猛增到5000多人。当年10月，“江抗”与丹阳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江抗”北渡前，在阳澄湖留下一批伤病员，其中有开国中将刘飞和开国少将黄烽等红军骨干。

    1939年11月6日，秋风萧瑟时节，陈毅命阳澄湖后方医院新四军伤病员重建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并安排肺部嵌有敌人子弹的刘飞赴上海治疗。夏光任司令员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史称“新江抗”）应运而生，芦荡火种呈燎原之势。

    翌年3月，谭震林主政东路地区，“新江抗”改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与常熟抗日武装整编为3个支队。这位新任司令员兼政委雄心勃勃提出，尽快将部队扩充到100个连，打造一支上万人枪的雄师劲旅，“新江抗”再度发展到5000多人。

    怎样给以农民为主体、以抗日游杂武装为补充的水乡新锐加钢淬火？谭震林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他认为，这座有3次工人武装起义光荣传统的城市，产业工人数量占全国一半。改善部队成分，高起点培养干部，都需要从上海补充新鲜血液。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失时机组织工人、学生和店员参加新四军。然而，从上海向苏南根据地输送兵员，新兵需乘火车到昆山或苏州，再徒步跋涉到目的地，沿途都要接受盘踞京沪铁路的日伪军检查，风险极大。

    “不能咱们炒豆，让上海地下党炸锅！如果为给根据地输送兵员危及上海地下党安全，那就得不偿失，我们会愧疚一辈子！”

    谭震林经过缜密思考，决意改弦更张，另辟蹊径。

    1940年7月的一天，谭震林找到“新江抗”二支队政治处主任张鏖说：“5月4日，毛主席指示我们，今年从江、浙两省敌后扩大抗日武装十万人枪。我想在江南创造十万产业军，建成一支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部队。过去部队补充上海兵员，主要靠地下党跨越敌占区向根据地输送。这种做法不符合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十分危险，也很难持久。今后，我们要主动承担扩军任务。”

    张鏖眉峰一挑，会意地问：“老板的决心是，不再由上海地下党输送新兵，我们派人打入大上海，到日伪鼻子底下去扩军？”

    谭震林点点头，一副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的模样。

    在新四军部队，人们习惯称谭震林为“谭老板”，盖因他从茅山新四军军部赴任苏南东路地区时，为过境敌占区安全计，率一众人马戴礼帽、着长衫、穿皮鞋，大老板派头十足。毛泽东闻之遂戏称他“谭老板”。不料这一雅号不胫而走，传遍高层和新四军。

    谭震林看着张鏖棱角分明的脸膛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话语中充满信任和期待：“到上海去扩军，大量吸收工人、学生和贫民，这是改善‘新江抗’成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一招。此事事关重大，需要派得力干部上第一线，你当主任的要亲自出马！”

    张鏖建议先派几个官兵试扩，得到谭震林首肯。张鏖向二支队司令员陈挺和总支书记、组织股股长黄烽传达了谭震林指示。

    陈挺1932年参加闽东蓝田暴动，曾任闽东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和新四军老六团营长，是陈毅给“新江抗”派来的红军骨干。鉴于沦陷后的上海已成“孤岛”，纵队经研究决定，先派青年干事陈浩、二连文化干事叶时两个上海子弟赴沪试扩，蹚出路子。

    陈浩和叶时重返沦陷3年之久的上海，深受日伪蹂躏和战火摧残之苦的市民正大量流落街头，满怀痛苦和仇恨的青年人在寻觅出路和归宿。而“江抗”东进夜袭浒墅关车站和火烧虹桥机场等威震江南的壮举，使很多失业工人、青年学生和贫苦店员始则惊喜，继而心向往之。两人深入饱尝国耻家痛的社会底层群体燃灯播火，经半个月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成功扩军20多人。

    谭震林获悉陈浩、叶时满载而归，高兴地对张鏖说：“这次试扩成功，为打开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自行组织力量到上海招兵买马。”谭震林分析了赴沪扩军的环境和条件，“目前，日伪对上海控制很严，虎口夺宝风险大。有利条件是，上海人民对日伪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人民中威望很高，官兵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部队距上海也近。”谭震林提出了上海扩军的基本原则，要求扩军人员不惊动上海地下党，稳扎稳打，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积极稳妥展开。

    原“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是阳澄湖后方医院职务最高的伤病员，陈毅安排赴上海疗伤归队后任“新江抗”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他主动找到二支队二营教导员张梦莹，问他在上海有什么关系？张梦莹说，当年参加过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后在难民收容所干过，能找到一些朋友。陈挺、张鏖也积极撺掇张梦莹扩军打头阵。张梦莹不负重托，成为首批赴沪扩军人员骨干。

十里洋场摆战场

    赴沪扩军前夕，“新江抗”3个支队分别与其他部队合编为3个纵队。各纵队根据谭震林指示，借鉴原二支队赴沪试扩经验，形成了小群多路、扎根串连、独立运行、互不联络的扩军规范。

    二纵队组建了3个扩军小组。第一小组由教导员张梦莹负责，第二小组由王志明负责，第三小组由陈浩和文化教员肖牧负责，每个小组均为三四个人。第一、二小组常驻上海，第三小组来往于上海与根据地之间。3个小组统一由纵队政治处主任张鏖负责并实行单线联系，各小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也不与小组之外其他任何组织发生关系，请示汇报事项一律按秘密工作规定办理。

    根据侦察掌握的情况，张鏖组织扩军人员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底层贫民群体，通过串联亲友和同学故旧“滚雪球”推进。

    小沙渡是苏州河流经沪西的一个渡口，两岸工厂林立，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深入工人群众处，也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坚力量富集地。邓中夏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载：“上海小沙渡和北京长辛店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职工运动的起点。”“赤色沪西”成了扩军首选之地。扩军人员从串联亲友群入手，顺藤摸瓜，开枝散叶，积小成为大成。曹家渡、外白渡桥等失业工人聚集处，也是他们访贫问苦，引导工人奋起抗日救国的精耕细作之地。

    张梦莹从无锡寨门包巷一户包姓房东家，借了一件骆驼绒灰色长衫和一顶铜盆帽来到上海，住进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恩派亚戏院（后称嵩山电影院，已拆除）对面弄堂邻居家，找到当年在难民所入党的烟厂管理员俞宝琴和做纸花生意的周守信、祁宝根，通过他们四处联络发动。随后他来到苏州河北岸盆汤弄桥附近一个小五金店，找到部队一位韩姓女同志当会计的哥哥。这位女兵的哥哥与鲁迅是朋友，在文化界颇有人脉。经他介绍，张梦莹进入剧团、学校和职业教育社，在文化界、教育界、工厂和手工业者中建起几条稳定可靠的扩军链。他还带大家分头到自己曾做过苦工的码头和袜厂秘密串联，不长时间就动员几十人参军。

    “新江抗”司令部作战参谋黄振中扩军到上海，来到同学父亲开的煤球店，很快与学徒汪贤孝交上了朋友。黄振中了解到，日军进攻上海时，汪贤孝哥嫂和两个侄儿都被敌机炸死，父亲一病不起住进医院。听完汪贤孝倾诉，黄振中附在他耳边说：“现在热血青年都参军抗日，我老家在无锡乡下，那里有抗日军队，亲近老百姓，官兵讲平等，军民一家人，打了胜仗来慰问……”

    不等黄振中说完，汪贤孝就抢着问道：“我能去吗？”

    黄振中一语入心：“只要你有决心，都包在我身上！”说着，摸出10块银圆塞给汪贤孝说：“这些钱给你父亲治病，救个急！”

    汪贤孝紧紧攥着带有黄振中体温的银圆，兴冲冲跑到医院对父亲说：“阿爸，我运气来了，今天遇到个好朋友，介绍我到无锡去学艺，这10块钱是他接济我的，都给你！”

    汪贤孝从上海来到苏南参加了新四军，在战斗中锻炼成长。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了原二十集团军五十八师后勤部部长。

    汤江声（原名唐良楠）1939年由上海中央特科调东路特委，次年任“新江抗”二支队三连指导员。他到上海扩军总要带些鸡鸭等农产品作掩护，住在万兴食品店（今淮海中路上海第二食品商店）做职员的哥哥唐良楣处，借穿哥哥的衣服，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衫马褂，早出晚归出没闹市和陋巷。这位1945年在江苏高邮三垛河伏击日伪军时壮烈殉国的营教导员，没有留下赴沪扩军的成绩单，但哥哥唐良楣证实，弟弟把130位上海青年送到了新四军。

    为了解决部队医护等专业技术人才匮乏问题，扩军小组还通过可靠渠道和关系定向扩军招揽人才，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扩军中最大的风险不在日伪，而在汉奸和部队逃兵。

    有个逃兵在法租界认出一位扩军干部，伸手就向他要钱。扩军干部没给，逃兵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巡捕房，大声对巡捕说：“这是个新四军干部，他把我弟弟拐到部队卖了！”巡捕虽说端洋人的饭碗，可到底中国人的良知未泯，乜斜着眼瞅瞅那个面容猥琐的逃兵，伸手打了他两个耳光，嘲笑说：“你弟弟当新四军是好事，我以为他把你妹妹卖了呢！滚！”巡捕撵走告密滋事的逃兵，又叮嘱扩军干部说：“你等一会儿再走，免得再碰上那个家伙。”事发后，张鏖马上安排被逃兵盯上的那位扩军干部返回了苏南。

    另一个来自苏南的逃兵，三番五次敲诈扩军干部，不给钱就威胁“把你拉到法国巡捕房去”。开始，扩军干部懒得跟他纠缠，想给点钱把他打发掉，不料这个无赖竟没完没了。怎么处理这个有现实威胁的家伙？张鏖向谭震林作了报告。谭震林果断决策：“这种人劣性难改，如不采取措施，很可能祸及扩军，必须马上解决掉！”张鏖令扩军小组采取措施，排除了这个隐患。

    17岁就入党的孤儿俞忠祥，到市郊工厂扩军因汉奸告密不幸被捕。日本宪兵用铁丝穿透他的手掌和脚掌，将他绑在木架子上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其他扩军人员，俞忠祥坚不吐实。凶残暴戾的鬼子牵来汪汪狂吠的狼狗进行威吓，俞忠祥怒视敌寇，一言不发。鬼子放出狼狗直扑俞忠祥，一口就从他身上撕下一大块肉来。钢铁战士俞忠祥宁死不屈，最终被狼狗活活咬死在木架子上。

    张梦莹所在扩军小组有个上海兵，置身险境临阵动摇，带上经费逃之夭夭。事发突然，扩军小组以变应变，迅速调整工作计划和住址，外出更加谨慎。上海解放时，这个逃兵夹杂在路边迎接大军入城的群众中，被张梦莹所部官兵认出，受到应有处置。

巧借日寇商船输送兵员

    置身狼窥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属不易，要把日渐增长的应征新兵安全无虞送到根据地，更是难上加难。

    赴沪扩军之初，各小组每批安排十来个新兵从上海乘火车到苏州，然后步行进入根据地，输送风险尚可控。后来，一周就要回送三四十名新兵，难度和风险骤增。另外，如何搞好特殊环境中招收新兵的政审和体检，新兵送达根据地后，如何安排不合格兵员稳妥快速返回上海，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张鏖向“谭老板”请示。谭震林沉思有顷说：“关于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带到根据地，我来想办法。其他问题，你们自己研究解决。”

    过了几天，谭震林找到张鏖说：“今天，沙洲县的蔡悲鸿来汇报财经工作，你也参加听听。”

    蔡悲鸿1940年9月任“新江抗”澄、锡、虞总办事处财经处处长，翌年初任中共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工委书记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是新四军有名的财经专家。沙洲县是长江南岸澄、锡、虞抗日根据地的北屏障，也是沟通大江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是长江航道东接上海、西连南京的交通枢纽。抗战爆发后，日伪规定长江航线中国船只一律禁航，只允许外国商船行驶。为打破日伪对长江的封锁，蔡悲鸿受命兼任沙洲县江防管理局局长。

    汇报财经工作同扩军有啥关系？张鏖不解，像是钻进了闷葫芦。及至听蔡悲鸿汇报，才恍然大悟。原来，侵占上海的日本陆军依靠其把持的京沪铁路疯狂敛财，赚得盆满钵满。日本海军十分眼红，利用其控制的吴淞口和长江口，勾结5艘德国轮船向苏南等地贩运货物，从中渔利和分肥。这5艘德籍轮船通常由上海装载布匹、煤油、西药等日用品到沙洲护漕港和江阴黄田港卸货，然后装运大米等农副产品返回，形成了上海到江阴的固定航线。

    谭震林听到这里，打断蔡悲鸿的话说：“老蔡，你考虑一下，我们从上海扩招的新兵，有没有办法乘这些船到根据地来？”

    蔡悲鸿眼睛一亮，击节赞叹：“这倒是个很安全的通道！不过，此事需跟上海方面仔细合计一下，必须搞得很稳妥才好。”

    蔡悲鸿说的“上海方面”，是指负责苏南根据地物资采购托运的总代表盛慕莱。盛慕莱是蔡悲鸿妻兄，中共地下党员，做过黄渡镇镇长。长江禁航后，他毁家纾难，变卖祖产，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特务机构“日本海军联欢社”，堂而皇之开办“中华物产公司”，与伪海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隔壁办公，与其称兄道弟，觥筹交错，还拉上日本顾问松冈一起做生意，俨然上海的“路路通”。神不知鬼不觉，盛慕莱在长江航道开辟出一条从上海直达苏南的地下运输线，源源不断为根据地输送手摇电台、无缝钢管、印刷机、望远镜、炸药、雷管、药品、纸张等紧缺物资。谭震林赞扬盛慕莱是“反经济封锁斗争的尖兵”。

    盛慕莱疏通好3艘德籍商船，扩军小组组长分头与船上内线接上关系。新兵乘船来到沙洲县护漕港水面后，由抗日政府安排运送农副产品的驳船接上岸。从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伪“清乡”，二纵队扩军小组每5至7天就可通过水路向苏南输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时一次就能编一个连。张鏖率领扩军人员共从水路运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军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严密控制的德国商船，竟成了新四军从上海外输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输送通道打开后，新兵政审体检问题也迎刃而解。上海扩军展开后，应征者如过江之鲫。危亡之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些投机分子和患有心肺病、花柳病的人也混迹其间。

    张鏖等人研究后建议，在沙洲护漕港组建新兵接待站作为缓冲之地，得到批准。指导员张家信组织干部和医务人员负责新兵政审和体检，发现不合格者即行淘汰并转送上海。后来，“新江抗”在阳澄湖畔建起一个新兵连，抽调有经验的连排干部施训，深化新兵政治审查。新兵到来后，张鏖逐人谈话，要求连队在教育训练中继续搞好新兵考察和伙食。素来忍饥挨饿的上海青年，来到新兵连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有一次，刚下船的12名上海新兵，第一餐竟吃掉了100碗大米饭。

    1949年5月，我军兵临上海城下。盛慕莱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被捕，于上海解放前3天——5月24日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英勇就义。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为盛慕莱家属颁发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盛慕莱作为电影《51号兵站》主人公“小老大”原型，广为人知。

新四军在扩军中如虎添翼

    为期一年虎口夺宝，新四军收获几何？

    据统计，“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过2000人，其中二纵队改编的十八旅五十二团补充上海新兵上千人，还支援一纵队改编的五十三团和三纵队改编的五十四团500多名上海新兵。

    2005年“八一”前夕，“沙家浜连”——原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二连指导员金辉的女儿金若岩，将父亲留下的一个笔记本赠给“沙家浜连”。这本记载着1942年二连干部战士姓名、年龄、出身和文化程度的“花名册”清楚地写着，二连104人中闽东红军2人，上海青年75人，当地农民17人，解放战士10人，上海兵占近72%。

    五十二团因作战勇敢，素有“江阴老虎”“老虎支队”美誉，上海扩军后部队成分以工人为主体，团队犹如猛虎添翼。五十四团以上海学生、店员为主，文化水平高，有“文化队”之称。

    “江抗”老战士施光华回忆，那时，“江抗”及后来改编的部队，官兵都有两支枪，一支是手中的钢枪，一支是口袋里的钢笔。这与也有两支枪（钢枪和烟枪）的伪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1942年底检阅五十二团，赞扬该团是新四军中的文化团。谭震林得知十八旅在新四军中文化素质最高时说：“十八旅文化水平高，产业工人多，建议给党中央当警卫团！”

    以产业工人居多的上海兵，受过工业文明熏陶，熟悉机械装备，组织纪律性强，团结协作好，不仅能很快熟练使用手中武器，还办起修械所修复受损枪支。行军作战之余，他们带头学理论、写诗歌、办板报，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生力军。五十二团二营五连一个班，在江阴峭岐以西澄锡公路东侧成功组织起“农抗会”，被传为佳话。经新四军大学校培养，在战火中淬炼成钢的上海兵，成为基层后备干部梯次配备的重要来源。

    上海扩军从根本上改变了部队成分和兵员结构，基层官兵文化素质跃升，为先进文化催生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当年五十二团二营文化干事黄苇会同团宣传股股长过鉴清，根据阳澄湖36个伤病员和“江阴老虎”的战斗经历创作的歌曲《你是游击兵团》，很快风靡全团。后经十八旅旅长刘飞提议，这首歌作为十八旅旅歌传遍苏中，成为军民传唱不衰的战歌，也是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创作的滥觞之一。

    歌声伴随五十二团转战苏南苏中，团队实现了一次战斗胜利创作一首歌，如《淮宝进行曲》《大官庄之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如讴歌沈进洪、陶祖全、叶诚忠、朱宝山、马思进等英烈的歌曲；一次休息整训一首歌，如《练兵进行曲》《整训歌》《学习军事》《掷弹歌》；一次政治教育活动一首歌，开展团结进步、反对内战、诉苦立功等活动，都有专题创作歌曲配合。团队还创作了瓦解敌军的《叫老乡》《回头打东洋》，加强军民团结的《拥政爱民小唱》等歌曲，有力鼓舞了军心士气，推动了立功创模活动开展。从1943年到1945年，五十二团官兵会唱76首歌，其中30首是新创作的歌曲。在嘹亮的战歌声中，全团涌现出16位英模人物，呈现出战斗歌声与战斗英雄同步增长的喜人景观。

    1944年3月，五十二团参加车桥战役。战前，日军狂妄叫嚣，新四军若能打下车桥，皇军宁愿撤出苏中回归大海。此役歼灭日军独立步兵六十大队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等465人，生俘山本一三中尉等24人，歼灭伪军483人，生俘168人，成为1944年以前我军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东京大本营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六师师长、政委兼十八旅旅长的谭震林，驰电中央军委报告十八旅概况，专门介绍了由阳澄湖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该旅五十二团一营，原为“江抗”二支队，素有“老虎支队”美誉，赞扬这支部队既能打顺风仗，也能打劣势仗、逆风仗、危局仗，“江阴老虎”过了江也还是老虎！

    （作者：高建国，系作家，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等，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