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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8日 星期三

    近日,《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正式编纂完成,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作品总集——

    一场跨越67年的学术接力

    作者:本报记者 陈雪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8日 09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前)翻阅《古本戏曲丛刊》。资料图片

        接力棒交到这一代学人手中,终于成功抵达终点——今年7月,随着《古本戏曲丛刊》第十集正式面世,延续67年的戏曲古籍编纂工作告竣,《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作品总集。

        7月23日,《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二十余位学者相继发言,每个人都提到了同一个名字——郑振铎。

        “期之以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1954年,《光明日报》新创刊的《文学遗产》第一期刊登了郑振铎撰写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言,当时的郑振铎没有想到,自己所设想三四年完成的工作,竟跨越世纪,做了近70年。

        翻开今日成书的《古本戏曲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初集第一种是元代王实甫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二卷》,十集最后一种是清代无名氏撰《三义节一卷》。《丛刊》共收录元明清杂剧传奇1193种,汇聚中国戏曲文化遗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

        这67年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艰辛历程。面对十集巨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所第十任所长刘跃进感慨良多,他想到了文学所首任所长郑振铎,也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为《丛刊》奋力的三四代学人。

        他向记者强调:这是一场使命接续!

    第一棒:一代宗师的学术眼光

        “小道末枝”“自生自灭”——在古代,戏曲的文学地位和剧本状态基本可以用这两个词来形容。在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廖奔看来,这正是郑振铎启动《古本戏曲丛刊》的大背景。

        廖奔说,历代经史子集都不收戏曲剧本,戏曲剧本长期处于流散状态。1731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将元杂剧剧本《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介绍到欧洲,随后《西厢记》《琵琶记》等也陆续走向欧洲。西方人对戏曲的推崇,引起了1900年到日本留学、追求新学的王国维的重视,他因而写出了《宋元戏曲考》,成为中国现代戏曲史学的开山之作。廖奔认为:“因有了王国维的开山,才有了郑振铎后来进一步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才有了《古本戏曲丛刊》的设想与实践”。

        “将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千余种戏曲文献完整呈现出来。”郑振铎当年的发愿被今天的学者赞为“一代宗师的学术眼光”。

        事实上,郑振铎在筹划文学研究所(今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时,就将编纂《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列入科研规划中,他曾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一文中谈及:“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郑振铎亲力亲为,1954年至1958年一口气编纂完成了前四集,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出版。初集收录三个不同版本的《西厢记》和元、明时期戏文传奇一百种。其中,第一种书《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海内外孤本。

        1958年10月16日,郑振铎认真撰写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序言交给了文献学家赵万里,第二天便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踏上了飞往莫斯科的客机,不料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牺牲。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场令人悲痛的“卡纳什空难”。而这篇序言则成了郑振铎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祝晓风曾在文章中写道,“郑振铎去世后,现今谁也没有当年郑振铎的资望、地位和学术能力,能以一己之力统筹协调这么巨型的一个古籍出版工程”,戏曲古籍整理工作“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58年,随着郑振铎逝世,《丛刊》编纂工作一度搁置下来。

        同样是在1958年,另一则消息也被中国戏曲发展史重重记下: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来纪念。

    第二棒:珍贵文献化为天下公器

        《丛刊》编纂暂停了,但前四集出版物已化身千百,文献价值伏脉千里。

        对《丛刊》接续起到重要影响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就是20世纪50年代与这套书相遇的。如今年逾80岁的程毅中一次次回忆那时的场景:一个暑假没有回家的大三学生,泡在北大图书馆,因为毕业离校后很难看到那些文学古籍了,他争分夺秒地看《古本戏曲丛刊》里的百种戏曲。这一场景,也是多年后程毅中四处奔走呼吁《丛刊》续编的重要线索。

        经由整理出版,珍贵文献早已化为天下公器。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说:“今天看来是稀松平常,但上世纪50年代,做古代戏曲研究,阅读作品是很奢侈的事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说:“凡是从事元明清古典文学或戏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没有不查阅和利用《古本戏曲丛刊》文本资料的。”

        接力棒传到了吴晓玲手中。

        郑振铎罹难之后,著名诗人、社科院文学所继任所长何其芳要求把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并将《古本戏曲丛刊》列为文学所规划项目,由文学所研究员吴晓铃接踵其志,当时恰逢历史剧热,齐燕铭和吴晓铃决定率先编纂第九集,收入清宫大戏剧目十种,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正准备编纂第五集时,十年浩劫来了,这项工作一停就是19年。

    第三棒:险成“烂尾工程”,却支撑起一个学科

        “为着继续郑先生的事业,为着全国戏剧事业的发展,我们有责任把《古本戏曲丛刊》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集陆续编印出来。”1982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重提续编《丛刊》一事,并指出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李一氓与郑振铎曾是在北京琉璃厂“争古书”的好友,他深知郑振铎网罗戏曲剧本,是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戏剧、文学、音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发展”。

        “在李一氓先生的主持下,时任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大力支持,所内学者吴晓铃、邓绍基、刘世德诸先生带领吕薇芬、么书仪两位老师接下编纂任务。”社科院文学所科研处处长李超梳理了这段历史。

        显然,这套书不是给普通读者阅读的书籍,而是专供研究者使用的重要文献,这项工作既辛苦又带不来名利,据了解,当年学者吕薇芬访书走到济南已是身无分文,在大明湖旁,只能啃上一个红薯,等着跟同事会合。正如吴晓铃于第五集序中所写:“他们默默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

        事实上,默默无闻的工作正启发着千千万万的继往开来者。

        古代戏曲剧本大多散见于各地公私藏书中,一些还藏于海外,许多稀见珍本即使知道所藏处也不一定能见得到,没有这套书,研究者就要跑去各地图书馆寻找。廖奔感慨道:“《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填补了经史子集四部之阙项。没有这套书,我们150万字、四卷本的《中国戏曲发展史》根本无法完成”。

        更重要的是,《丛刊》支撑起了一个学科。据吴书荫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史研究成为重要的学科,尤其是元明及清初戏曲研究能够取得突出成就,这套大型文献在其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廖奔则认为,有了《古本戏曲丛刊》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史研究的突飞猛进,才有了几年来戏剧戏曲学学科的开拓,才有了影视剧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

        时间来到1986年,《丛刊》第五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之后,因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编纂困难,项目又被迫搁浅,第六集遥遥无期,更有学者称之为“烂尾工程”。

    第四棒:成就最大规模传统戏曲作品总集

        编纂停顿近三十年,转机由当年泡在北大图书馆的少年带来。

        进入21世纪以来,陆续有学者呼吁续编《丛刊》,曾在中华书局工作的程毅中最为热心,2012年,他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递交了《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希望把《丛刊》后续部分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使全书得以完璧。古籍小组很快就将《丛刊》第六、七、八集列入出版规划。

        社科院文学所第十任所长刘跃进接过了这一棒,社科院文学所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调配精兵强将参与其中,2016年《丛刊》第六集正式出版。收录清代顺治至乾隆时期的109种剧目,其中多部为海内外孤本。

        时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隆重纪念三位作家逝世400周年:中国的汤显祖、英国的莎士比亚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曾经“姹紫嫣红开遍”的中国戏曲再一次引来世界的关注。

        但《丛刊》的续编工作才刚刚开始,底本搜集工作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这类工作被古籍整理界称为“集腋成裘”,在学者的回忆中,记者捕捉了这样一些颇具“镜头感”的细节:

        为找寻20多年前遗留的资料,国图出版社的编辑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档案室和仓库,却毫无收获,垂头丧气之余,只能打起精神从头做起;国家图书馆积极联络各地图书馆,于是,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各家藏书机构立即拿出珍贵馆藏剧本,供翻阅影印,这份慷慨来自“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胸襟。

        7月23日《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社科院文学所来了15位专家学者,大家都想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刘跃进说,多年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名家名作迭出,海内外大量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刊布,大都受益于《丛刊》的编纂与出版。《丛刊》从初集到十集,收录元明清杂剧传奇1193种,集中汇聚中国灿烂辉煌的戏曲文化遗产,不仅实现了郑振铎先生生前的愿望,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也彰显出无数参与者的奉献精神。他们在克服无数困难的同时,也见证了我们国家在古籍文献的收藏、编目、研究等方面的长足发展。

        67年三停三续,几代人接力前进,这场鲜为人知的学术工作终于抵达了终点。终点是什么?是60多年前,郑振铎致友人信中兴致勃勃地写下的那句话——“这将是古往今来的一部最大的我国传统戏曲作品的集结!”

        (本报记者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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