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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8日 星期日

    选择医学,无数的人便与我有关

    作者:彭鹏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8日 06版)

        2010年,我在黑龙江一座不大的城市读高二。9月,因为对化学和生物的偏爱选择了理科,不久后医学这个词语作为一种严肃的职业选择出现在我的脑海。那时我对医学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崇高。

        在我的心中,医学作为一种职业是完美的:从学术上,它能充分发挥我更擅长化学和生物的学科优势;从精神上,它能带来极高的职业成就感和满足感。这个印象伴随我走完整个高中。“当医生”成为我的人生理想,高考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临床医学专业,在燕园度过了第一年预科时光。大二的课程负担极重,但每每想到自己学的生理、生化、解剖、组胚和临床医学紧密的相关性,心中便会充满期待。

        到了大四,我正式来到医院培养临床技能。之后的几年,我经历了见习、实习,成为住院医师,开始管理患者,从躲在带教老师身后到开始与患者沟通、独自交代病情。外科住院医师常常是白加黑,工作起来在医院一连3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每一台持续到深夜的手术和每一个夜班后的工作日,强烈的疲惫感都会占据整个身体。而与身体疲惫相伴随的,是一件件骇人听闻的伤医事件。我对医学的理解也发生变化。如履薄冰的医患关系,让免责性条款、防卫性医疗行为变得理所当然。当时看来,医疗和餐饮、销售等服务行业区别不大,我是服务提供者,而患者则扮演着“顾客”的角色。我尽我所能抹平我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差,患者根据其自身条件和偏好理性地做出最优选择,我根据患者的选择为其提供对应的医疗服务,这是我当时理解的医患关系逻辑。我用“理性”划开自己与患者的界限,拒绝过多共情,不评价他人的诊疗决策,不介入患者的决策过程,这种“旁观感”似乎成为我心目中医疗该有的样子。

        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一种原始而强烈的情感,促使我觉醒,去重新建构对医学的印象和认知,那就是责任感。医学的责任感要求是先验的、直觉的、朴素的,它似乎脱胎于原始医患关系中强者对弱者抱有的道义责任,却又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今天展现出相似而更新的内涵。周末来给患者换药拔管、夜班时认真对待患者诉说的每一次不适、值班时发了烧仍要坚持在岗完成工作,是为对患者负责;与患者沟通时务必回答其所有疑问、操作有失误宁愿被批评不隐瞒不将就,是为对自己负责。其实,责任感的培养和传承早已在点滴中融入我心。于我而言,责任感又成为了某种检验标准,让我明白自己之前看似严谨的逻辑实际上早已在推导中逐渐失真。

        2020年的冬春正是我脱产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本应心无旁骛,但那时的我却时刻与前线工作的同道、与病毒阴影下的大家紧密相连。我意识到,选择了医学,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便都与我有关。在物资最短缺的那段日子,我通过朋友与加拿大的华人群体取得联系,给医院送去了护目镜等物资。毕业入职新医院后,我继续保持负责的工作态度,做到不愧于每一个患者。前不久我接到通知,将被抽调去北京市的隔离点工作一段时日,也算了了去年未能在一线抗疫的一点遗憾。

        求学工作十载有余,医学在我心中经历了建构和解构,再到责任感觉醒、独特性再塑,是为俯仰。我热爱医学,愿为之奋斗一生。

        (作者:彭鹏,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住院医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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