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精神展现了最美好的人性，体现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如果活到今天，雷锋已经81岁了。然而，他22岁就离开了我们。

    从戴红领巾到戴红领章，从学校到部队，我经历了学雷锋的全过程。雷锋读书自学的“钉子精神”对我影响很深。靠钻劲和挤劲，我从边防战士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为专职编剧。

    1995年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乔安山与雷锋1962年8月15日最后一次出车执行任务。他在倒车时，撞倒一个晒衣服的柞木桩子，打在了指挥倒车的雷锋的太阳穴处。经抢救无效，雷锋离开人世。

    一个与雷锋之死有关的人物戏剧性地出现了。乔安山和雷锋在鞍钢同年入伍，同开一辆车。这个事故意外地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这样一个惊骇的戏核在生活里掩埋了三十多年。乔安山是如何面对铺天盖地的学雷锋活动的？他为什么沉默了这么多年？

    生活是无字的剧本，剧本是有字的生活。一切源自生活的戏核不会顺风传递到编剧案头，编剧必须亲自去发掘。为了解开心头的困惑，我在辽宁省铁岭市找到了下岗在家的乔安山。随后我又在辽阳市找到了“雷锋班”的三位战友庞春学、于泉洋、田生绵，他们都是车祸的目击者。好剧本是感情凝结的产物，贴近了才有感情，深入了才有高度。采集乔安山等人对雷锋的感情就是向我内心拷贝情感的能源。

    当年在商业大潮前，一切向钱看，赚到钱的是英雄，学雷锋被嘲讽，写雷锋也遭遇冷眼，没有人赞成我写关于雷锋的剧本，一些人认为关于雷锋的电影已拍过多部，再拍不会有人看，更没有人会投资这样的电影。

    站在辽宁省抚顺市雷锋墓前，我陷入了沉思，同时暗下决心：这部电影不能做成一次性产品，必须给时代留下思考。

    写雷锋因车祸而死，是否会损害雷锋的光辉形象？是否会颠覆此前雷锋因公牺牲的宣传，进而产生负面影响？我不能背叛自己的眼睛，更不能模糊大众探求真理的目光。创作中，我抛却陈旧的观念，揭开了雷锋殉职的真相。同时，我更着重于表现，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被压力和危机掐住了脖子的乔安山是如何传播雷锋精神的，比较尖锐地触及商品经济大潮中国人的道德状况。

    1996年3月，我参加中宣部主持召开的长沙电影工作会议。当时，电影精品战略工程要求电视广告收入的3%来补贴电影，北京市有1000多万元补助费。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和平找我要剧本，这个剧本也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获得全额资助。中宣部领导看过影片，要求媒体重点宣传。电影一上院线，顿时火爆京城，北京有185万人次观看。

    当年北京地质礼堂的陈淑萍经理这样跟我描述：影院近千个座位，为学校一天安排五场，场场满座。她还说，放了一辈子的电影，没见过这样的主旋律影片。

    《离开雷锋的日子》红遍大江南北，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与人们呼唤雷锋精神产生共鸣共振。电影也使默默无闻的乔安山，走出在家待业的困境。他被评为“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56岁那年入了党，当选为中国雷锋学会副会长，还担任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顾问。全国各地竞相邀请他去作报告，迄今他已在300多个城市作了几百场报告，成为雷锋精神的真正传人。

    编剧是电影从无到有的首创者，没有编剧的发现，就没有电影的呈现。没有原创对雷锋精神的感动，就不会有影片对观众的触动。

    雷锋精神展现了最美好的人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一部影片的生命力也取决于对人性剖析的力度，只有鞭挞丑恶、弘扬善美的作品才能持久地感动人、影响人。20多年前，我写乔安山“救人被讹”的情节，当下社会依然时有发生，所以有了“孩子被轧要不要救”“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尴尬讨论。凡此种种，叩问着全社会的道德底线。雷锋，这个名字宛如蛰伏在人们心宇中的响雷，不仅在当年，也在当下，提醒着我们，不要丢掉道德和良知。

    当年看电影的孩子们，如今已为人父母，他们依然会推荐自己的孩子去看《离开雷锋的日子》，这是对我编剧生涯的最高奖励。

    （作者：王兴东，系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