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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1日 星期五

    雷锋精神展现了最美好的人性,体现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创作谈

    作者:王兴东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1日 15版)

        1996年上映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取得了当年上座人次和票房的双料冠军。图为该影片剧照。资料图片

        如果活到今天,雷锋已经81岁了。然而,他22岁就离开了我们。

        从戴红领巾到戴红领章,从学校到部队,我经历了学雷锋的全过程。雷锋读书自学的“钉子精神”对我影响很深。靠钻劲和挤劲,我从边防战士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为专职编剧。

        1995年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乔安山与雷锋1962年8月15日最后一次出车执行任务。他在倒车时,撞倒一个晒衣服的柞木桩子,打在了指挥倒车的雷锋的太阳穴处。经抢救无效,雷锋离开人世。

        一个与雷锋之死有关的人物戏剧性地出现了。乔安山和雷锋在鞍钢同年入伍,同开一辆车。这个事故意外地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这样一个惊骇的戏核在生活里掩埋了三十多年。乔安山是如何面对铺天盖地的学雷锋活动的?他为什么沉默了这么多年?

        生活是无字的剧本,剧本是有字的生活。一切源自生活的戏核不会顺风传递到编剧案头,编剧必须亲自去发掘。为了解开心头的困惑,我在辽宁省铁岭市找到了下岗在家的乔安山。随后我又在辽阳市找到了“雷锋班”的三位战友庞春学、于泉洋、田生绵,他们都是车祸的目击者。好剧本是感情凝结的产物,贴近了才有感情,深入了才有高度。采集乔安山等人对雷锋的感情就是向我内心拷贝情感的能源。

        当年在商业大潮前,一切向钱看,赚到钱的是英雄,学雷锋被嘲讽,写雷锋也遭遇冷眼,没有人赞成我写关于雷锋的剧本,一些人认为关于雷锋的电影已拍过多部,再拍不会有人看,更没有人会投资这样的电影。

        站在辽宁省抚顺市雷锋墓前,我陷入了沉思,同时暗下决心:这部电影不能做成一次性产品,必须给时代留下思考。

        写雷锋因车祸而死,是否会损害雷锋的光辉形象?是否会颠覆此前雷锋因公牺牲的宣传,进而产生负面影响?我不能背叛自己的眼睛,更不能模糊大众探求真理的目光。创作中,我抛却陈旧的观念,揭开了雷锋殉职的真相。同时,我更着重于表现,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被压力和危机掐住了脖子的乔安山是如何传播雷锋精神的,比较尖锐地触及商品经济大潮中国人的道德状况。

        1996年3月,我参加中宣部主持召开的长沙电影工作会议。当时,电影精品战略工程要求电视广告收入的3%来补贴电影,北京市有1000多万元补助费。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和平找我要剧本,这个剧本也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获得全额资助。中宣部领导看过影片,要求媒体重点宣传。电影一上院线,顿时火爆京城,北京有185万人次观看。

        当年北京地质礼堂的陈淑萍经理这样跟我描述:影院近千个座位,为学校一天安排五场,场场满座。她还说,放了一辈子的电影,没见过这样的主旋律影片。

        《离开雷锋的日子》红遍大江南北,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与人们呼唤雷锋精神产生共鸣共振。电影也使默默无闻的乔安山,走出在家待业的困境。他被评为“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56岁那年入了党,当选为中国雷锋学会副会长,还担任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顾问。全国各地竞相邀请他去作报告,迄今他已在300多个城市作了几百场报告,成为雷锋精神的真正传人。

        编剧是电影从无到有的首创者,没有编剧的发现,就没有电影的呈现。没有原创对雷锋精神的感动,就不会有影片对观众的触动。

        雷锋精神展现了最美好的人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一部影片的生命力也取决于对人性剖析的力度,只有鞭挞丑恶、弘扬善美的作品才能持久地感动人、影响人。20多年前,我写乔安山“救人被讹”的情节,当下社会依然时有发生,所以有了“孩子被轧要不要救”“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尴尬讨论。凡此种种,叩问着全社会的道德底线。雷锋,这个名字宛如蛰伏在人们心宇中的响雷,不仅在当年,也在当下,提醒着我们,不要丢掉道德和良知。

        当年看电影的孩子们,如今已为人父母,他们依然会推荐自己的孩子去看《离开雷锋的日子》,这是对我编剧生涯的最高奖励。

        (作者:王兴东,系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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