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丑闻再显美国的病态与困境

    【鸣镝】

    近期，美国再次被曝出曾长期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借助丹麦互联网设施，监听、监视瑞典、挪威、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高级别官员。事实上，早在2013年“棱镜门”事件曝光以来，美国通过相关互联网技术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监听的无耻行径早已是人所共知。而这次曝光的丑闻再次确认，即便在2013年“棱镜门”事发、承诺停止相关行动以后，美国也并未收手，反而继续通过更为隐形、更具欺骗性的手段，继续对欧洲各国进行监听与控制。为此，法德两国领导人公开联合发声，表达不满的同时，要求美国和丹麦政府为此作出解释。

    必须看到，美国对全世界的无耻监听是一种“霸权病”的典型症状。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利用其在技术手段上的所谓优势，对别国采取各种监视、监听甚至窃取数据信息等行为，几乎成为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基本途径之一。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就利用北约框架在欧洲各国安排布置了针对苏联的情报网络。冷战结束之后，这些网络除了继续针对俄罗斯之外，也逐渐开始针对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主要国家。换言之，为了维持自身霸权，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干涉别国主权、践踏别国民众的基本人权，这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强盗”行径。甚至为了维持霸权，美国将任何一方都视为潜在的威胁，就连欧洲盟友都不放过，必须通过监听等方式来实现对欧洲盟友的彻底控制，彻底迫使相关国家对美国俯首帖耳，为美国利益服务。这种“天下唯我独尊”、让全世界为美国服务的扭曲心态，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全世界窃听成瘾成性的“霸权病”。

    必须看到，美国对全世界的无耻监听是其“双重标准”的又一劣迹。虽然自身的“霸权病”深入骨髓并导致其衰落之势，美国却仍旧以所谓“教师爷”“卫道士”自居，摆出一副捍卫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高高在上的架势。作为一个“监听大国”，美国所谓的“规则”显然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则，是完全只为美国一己私利服务的规则，甚至是允许美国监听别国、却绝对不允许其他国家通过正当方式发展、创新的规则。当今世界，当最大的“网络黑客”堂而皇之地自称“全球网络安全卫士”之时，国际社会又怎么能容忍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怎么能容忍这种挑战全人类基本理性与道德底线的虚伪行为？

    必须看到，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无耻监听反映出的是对欧洲深度的不信任。至少从二战结束以来，所谓盟友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始终是美国外交的关键基石。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的北约框架得以延续，也说明美国希冀通过与欧洲盟友的协调来稳固自身的霸权。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化，世界秩序民主化逐渐成为国际潮流，欧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呈现出不同于美国的追求。面对这种变化，美国并未回应盟友的诉求，而是反过来秘密展开监听行动，想尽一切办法来控制盟友，甚至挑拨与分化欧洲，妄图使欧洲无法形成任何与美国竞争甚至是违背美国意愿的合力，其背后所隐含的是对欧洲、对盟友深深的不信任，是希望欧洲完全为美国所用、却不去真正回应欧洲诉求的极度自私自利的心态。美国长期持有的这种自私自利心态及其相关行为，本质上是跨大西洋关系在各领域持续动摇这一趋势的关键根源。

    必须看到，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无耻监听反映出的是美国彻底的自身困境。从历史上看，美国之所以可以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构建起所谓盟友体系，是因为其可以为盟友提供确保安全、稳定与繁荣的国际公共产品。但显而易见的是，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在自身经济发展方式、政治运作状况以及对外政策布局上可谓是接连遭遇巨大打击，凸显美国自身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困境，导致美国不得不转入所谓的“内顾”路径，其直接表现就是大幅度减少对盟友的资源投入。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内顾”还导致放弃责任承诺、撕毁国际条约与退出多边机构的极端行为，直接导致欧洲盟友对其信任度的大幅度下滑。面对自身的这些深度困境，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案，但都无法一蹴而就地彻底扭转颓势。即便如此，美国还要顽固地维持其所谓的“领导地位”，不惜采取“撒谎”“欺骗”“偷窃”的手段，以实现欺骗、蛊惑、恐吓盟友为其利益服务的图谋。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低劣行径，即便可能一时得逞，也绝对无法长期得势，更无法掩盖其“国霸必衰”的宿命。

    毫无疑问，再次被曝出的监听丑闻又一次展现出跨大西洋关系的明显裂痕，让即将访问欧洲并出席北约、欧盟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而这一看似突然被披露出的秘闻及其引发的相关舆论绝非偶然，恰恰反映出如今美欧关系中微妙而脆弱的一面。显然，欧洲各国内部仍旧存在对美国保持怀疑立场、不希望与美国过度走近、甚至希望欧盟在跨大西洋互动中更为自主的强烈声音。而美国监听丑闻也再次提醒欧洲各国的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美国到底对于欧洲的现实与未来意味着什么？即便美国可以反复鼓吹所谓的“回来了”，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美国“回来了”？美国究竟能“回来”多久？是否早已“回不来了”？……这些都需要欧洲乃至全世界作出明确而清晰的判断，从而做出符合自身利益、更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正确抉择。

    （作者：刁大明，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