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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8日 星期五

    红色文艺之城——张家口

    作者:郑恩兵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8日 13版)

        1946年,全国文联张家口分会成立大会上,丁玲在讲话。

        抗敌剧社儿童演剧队合影,二排左二为田华,后排中间者为队长郑红羽。

        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随部队进入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部分摄影记者合影。

        1946年,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后排左四)、副社长胡开明(后排左六)与从延安来张家口的丁玲(后排右一)、萧军(后排右三)、江丰(后排左一)、王朝闻(后排左五)等合影。

        张家口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的四大关口之一。资料图片

        张家口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明宣德四年(1429年),在长城关隘,清水河畔,经过成千上万军民的辛勤劳作,蔚为大观的张家口堡巍然矗立于阴山山脉的赐儿山下,开启了近600年的风雨沧桑。18世纪初,随着北部边疆的日益稳定,始于唐,盛于宋、明的边贸,再度繁荣,张家口从军事城堡华丽转身,成为满清北方商业重镇。以此为中转点的张库商道,往西,经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直至整个欧洲大陆;向南,延伸至北京、天津、上海、武汉,一直通往中国重要的产茶区福建武夷山,最终形成一条享誉海内外的、被法国学者布尔努瓦称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万里茶道,成就了张家口百余年的商贸辉煌。在张库商道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仅仅十余年之后,张家口又迎来了一次光耀史册的文化辉煌,1945年8月23日,作为察哈尔省省会的张家口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拥有6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近4000万人口的晋察冀边区首府。为了支援张家口的文化建设,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这座塞外古城汇集了以周扬、周巍峙、成仿吾、邓拓、沙可夫、萧三、丁玲、孙犁、田间、贺敬之、艾青、康濯、杨沫、杨朔、吴伯箫、萧也牧、萧军、秦兆阳、严辰、陈企霞、邵子南、欧阳山、草明、朱子奇、崔嵬、舒强、胡沙、萧殷、侯金镜、胡可、胡朋、何洛、欧阳凡海、丁里、马可、何迟、沙飞、江丰、古元、王朝闻、彦涵、王昆、凌子风、陈强、田华、郭兰英、孟于等为代表的3500余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精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浪潮。在苍凉广漠的塞外,孤独矗立500余年的张家口,一夜间,成为解放区的文化、文艺中心,被称为“第二延安”“文化城”和“东方模范城”。

    红色文艺洪流汇聚塞外山城

        “四面八方的人们/从无数乡村来/从各个根据地来/从解放区来/张家口——人民的城/美丽的城/幸福的城/光荣的城!”这是艾青于1946年2月满怀激情写下的歌颂新生张家口的诗句。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从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初,坚持了八年抗战的红色文艺队伍,从延安,从晋察冀,跋山涉水,历经艰辛,像一条条跃动着无限生命力的红色溪流,奔赴阴山脚下、清水河畔的张家口。

        1945年8月至9月,晋察冀文协、晋察冀剧协、晋察冀音协、晋察冀美协、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边区剧社、晋察冀日报社、晋察冀画报社、抗敌剧社、挺进剧社、群众剧社、前线剧社、前进剧社、火线剧社、晋察冀军区前线记者团等文化团体,奉命跟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构先后开赴张家口。

        1945年9月20日,在举国同庆的中秋佳节,由贺敬之、王昆、李焕之、崔嵬、陈强等56人组成的华北文艺工作团,由团长艾青、副团长舒强、政委江丰带队,从延安出发。华北文艺工作团分为四组,江丰任美术组长、陈企霞任文学组长、李焕之任音乐组长、舒强任戏剧组长,于1945年11月8日到达张家口。1945年11月15日,由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在周扬和沙可夫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历时46天,于1945年12月30日抵达张家口。1945年底,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延安分会的丁玲、杨朔、萧三、邵子南、逯斐、陈明、欧阳山、草明等人组成的延安文艺通讯团进驻张家口。随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平剧研究院陆续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因通往东北的道路受阻,东北文艺工作团与延安文艺通讯团滞留张家口,参加张家口的文艺建设。

        1946年1月8日,张家口迎来中国红色文艺界的空前盛会,来自晋察冀和延安的文化人士齐聚华北联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成仿吾代表边区文艺界致欢迎词,周扬、丁玲代表延安文艺界讲话,康濯、张非等晋察冀文艺代表介绍了晋察冀文艺运动发展情况。

        在张家口会师的红色文艺工作者,汇聚成一股滚滚不息的革命文艺洪流,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以昂扬的斗志、向上的精神、澎湃的激情,勠力同心,紧密合作,合办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共建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北方文化社、察哈尔文联、张家口市曲艺协会、旧剧联合会、鲁迅学会和聂耳、星海研究会等文艺团体。

        1945年12月,华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复校。成仿吾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艾青任文艺学院院长。文艺学院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新闻五个系和文工团,陈企霞任文学系主任,舒强任戏剧系主任,李焕之任音乐系主任,江丰任美术系主任,邓拓任新闻系主任,吕骥任文工团团长、周巍峙任文工团副团长。

        1946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成立。选举沙可夫、丁玲、丁里、艾青、萧三、吕骥、成仿吾、周巍峙、沃渣、古元、江丰、张庚、康濯、冯宿海、于力、舒强、张汀、沙飞、钱丹辉等23人为理事,沙可夫、丁玲、萧三、吕骥、艾青、江丰、丁里、张庚、周巍峙9人为常务理事,周巍峙任总务部长,丁玲任编辑出版部长,萧三任研究部长,成仿吾任奖励委员会主任,陈明主持文化俱乐部。

        1946年3月,成立鲁迅学会,由萧军、何干之、欧阳凡海、何洛、冯宿海负责。学会的宗旨为“要使中国底每一寸土地上以至每一个人底心魂上,全插上一柄鲁迅先生底‘旗’。以他底方向为方向,以他底思想为思想”。鲁迅学会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鲁迅思想研究》《鲁迅小说选集》等4部著作,重印了鲁迅手辑的关于瞿秋白文艺思想的论文集《乱弹》,在《晋察冀日报》创办了《鲁迅学刊》,扩大了鲁迅文艺思想在解放区的传播。

    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文艺园地

        报刊是繁荣文艺的沃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打击敌人的主要阵地。在两地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张家口的文艺报刊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先后创办了成仿吾主编的《北方文化》,丁玲主编的《长城》,刘国华、欧阳凡海主编的《民主青年》,萧军、何干之主编的《鲁迅学刊》,邓拓主编的《文艺丛刊》,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丛刊》,徐灵主编的《子弟兵画报》,李宝光任主编、杨沫等编辑的《时代妇女》以及《工人日报》《张垣日报》《子弟兵报》《妇女报》《内蒙报》《铁路工人报》《新张家口报》《新察哈尔报》《每周增刊》《副刊》等几十种报刊和文艺副刊,发表或重新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充分展示了解放区文艺的新成就。

        从1945年9月12日至1946年10月10日,《晋察冀日报》在张家口共出版384期,这是《晋察冀日报》十年报史中最为兴盛和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晋察冀日报》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创办了《每周增刊》《副刊》《鲁迅学刊》等文艺副刊,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文艺繁荣发展。1946年5月27日,《晋察冀日报》开辟了由丁玲主编的“副刊”文艺专栏,共出131期,第一期刊登了《笔的总动员》(沙可夫)、《创刊漫谈》(丁玲)、《鞋》(康濯),11月刊登了《荷花淀》《芦花荡》《麦收》(孙犁)。1946年2月4日,《晋察冀日报》每周增出一张两版的副刊《每周增刊》,创刊号上刊登了《陕北乡村三日杂记》(丁玲)、《闻“让”有感》(萧军)、《介绍延安木刻展》(江丰)、《子弟兵生活素描》(胡可)、《工人苦乐记》(张如屏)。文艺副刊刊登的文艺作品、文艺评论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精神和斗志,对解放区的文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正如丁玲所言,“副刊绝不是报屁股,绝不是甜点心,每篇文章都要起一定的作用,占一定的地位”,“副刊也如同一只小船,它在海洋上,它有一些希望,这希望如同一朵美丽的睡莲,开放在岸的那方,我们便是这船上的人儿,我们要与这只小船乘风破浪,我们的目的与小船一样,渡过海洋,捉住希望”。

        1946年3月,由成仿吾任社长的北方文化社主办的综合性文化半月刊《北方文化》创刊,成仿吾任主编,周扬、沙可夫、杨献珍、吕骥、何干之、邓拓、萧三、艾青、萧军、丁玲、邓拓、冯宿海等13人为编委,陈企霞为责任编辑,截至1946年8月,出版两卷12期,创刊号刊登了《人民的城》(艾青)、《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北方文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刊发了《初春》(康濯)、《西行漫记》(萧三)、《老山界》(陆定一)、《窑工》(丁玲、陈明、逯斐)、《陕北秧歌》(胡沙)、《关于秧歌运动》(张庚)等众多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

        1946年7月20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主办的大型文艺月刊《长城》创刊,丁玲任主编,封面设计江丰,编委为丁玲、丁里、艾青、沙可夫、康濯、萧三、江丰,共出版两期,刊登了《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鸡毛信》(华山)、《五月之夜》(王林)、《哈尔滨通讯》(刘白羽)、《赶车传》(田间)、《看见妈妈》(贺敬之)、《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艾青)等精品力作。

        1946年7月7日,由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主办,李宝光任主编,杨沫等编辑的《时代妇女》创刊,宗旨为“发出正义的呼声,同全国各界姊妹联系,为制止内战、争取民主和平而共同奋斗”。丁玲撰写了发刊词《庆祝“时代妇女”发刊》,刊发了《东北妇女已经站起来》(陈学昭)、《头顶露青天罗》(华山)等。1946年8月,《晋察冀日报》副刊《鲁迅学刊》创刊,共出版4期,刊发了《旧事重提》《闻“让”有感》(萧军)、《天堂·人间·地狱》(何洛)等18篇文章。

    把最美的文字和声音献给人民

        解放区出版业和广播事业在张家口期间得到空前发展,它们把最美的文字和声音传递给了人民。

        作为日伪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张家口拥有先进的印刷设备和造纸业,为解放区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张家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出版发行机构是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业务由延安新华书店总店指导,组织隶属于晋察冀日报社。

        其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了苏联文学《列宁》《铁流》《前线》及《大旗》(杨朔)、《鸡毛信》(华山)、《十八匹战马》(王林)、《李勇大摆地雷阵》(邵子南)、《我的两家房东》(康濯)、《李有才板话》(赵树理)、《俺们毛主席有办法》(秦兆阳)、《英雄传》(丁玲)、《白毛女》(贺敬之等)、《表现新的群众时代》(周扬)以及张庚编辑的《秧歌选集》(1-3卷),周扬编辑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一、二辑,晋察冀边区编审委员会主编的《群众歌集》《群众画册》等100余种文艺书籍;出版的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编辑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近影集》,是最早出版的毛泽东影集。

        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主办、艾青主编的《长城文艺丛书》是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书籍,曾发行至港澳地区和国统区,郭沫若称赞道:“阅读该书是我平生一大快事,这几位作家的笔力可以说已经突破了外边的水准,寂寞的中国创作界可以说不寂寞了。”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经毛泽东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由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邓拓主持编辑,杨献珍、姚依林、萧三、丁玲、沙可夫参加校勘,蔡若虹设计封面的《毛泽东选集》6卷本,在撤离张家口前完成排版、制型任务,1947年3月,在阜平县坡山村完成印刷。

        据《晋察冀日报史》记载:“在张家口的一年中,新华书店共出版图书刊物96种,59.7万册,发行本版和外版书刊近400种,200万册。”出版的革命书刊,受到了广大军民的喜爱,据《晋察冀日报史》记载,《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3种书籍,一个月内销售了3万多册。书商们感叹:“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的书,从来没有这么好卖!”

        在革命战争时期,广播电台是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最为形象和便捷的媒介。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的建设。在张家口刚刚解放的第二天,晋察冀军区前线记者团的雷行、王仁德、林明、石少华、古元随军进入张家口,奉命接管伪蒙疆放送局,改建为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现代化的广播电台。晋察冀军区前线记者团林明具体负责广播电台,当日下午2点,电台开始播音,曹火星、王莘、刘沛等群众剧社人员在电台播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八路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广播电台最初每天早晨、中午、晚上各播放一次,共播音6个小时。从1945年10月23日起,播音次数增加至5次,全天播音14小时。开始曲为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结束曲为孙瑜作词、聂耳作曲的《大路歌》。1945年10月,负责播音的丁一岚邀请张家口市工人到电台讲演,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第一次在电台发出自己的声音。1946年10月10日,在张家口沦陷的前一夜,尽管黑云压城,炮声隆隆,播音员苏安、贺权业依然镇定沉着地完成了在张家口的最后一次播音,尔后,随着撤退的军民,在夜色朦胧中离开了张家口。那夜是中秋节前夜,万里晴空,皓月当空。

    “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

        星光灿烂的文艺家,空前繁荣的报刊业、出版业、广播业,为张家口的文艺发展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创作人才和坚实的物质基础,解放区文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创作的《人民的城》《欢呼》《布谷鸟》(艾青)、《解放张家口》(田间)、《看见妈妈》(贺敬之)、《寄张家口》(魏巍)、《在草原上》《人民的张家口》(朱子奇)、《我的两家房东》《初春》(康濯)、《路》(秦兆阳)、《红石山》《雪花飘飘》(杨朔)、《孔家庄纪事》(吴伯箫)、《塞上村落见闻》(严辰、逯斐)、《西行漫记》(萧三)、《弹今吹古录》(萧军)、《张家口电话工人王连玉家史》(侯金镜)、《张家口铁路工人李连险》(田野)、《窑工》(丁玲、陈明、逯斐)、《枪》(胡可)、《墙头草》(韩塞)、《看看再说》(胡朋)、《中秋佳话》(刘佳)、《李甲长》(羽山)、《枪毙杨小脚》(何迟、贾克),《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论赵树理的创作》《人民文艺问题谈话》《民间艺术和艺人》《新的人民文艺》(周扬)、《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艾青)、《民主进行曲》(吕骥)、《民主青年歌》(李焕之)、《子弟兵进行曲》(周巍峙)、《民主的察哈尔》(王莘)、《新农会歌》(刘沛)、《平北写生》《焚毁旧契》(古元)、《螳螂挡臂》(蔡若虹)、《春耕》(马达)、《狼牙山五大勇士组画》(彦涵)、《毛主席浮雕像》(王朝闻),刊发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白洋淀纪事》《碑》(孙犁)、《鸡毛信》(华山)、《五月之夜》《十八匹战马》(王林)、《赶车传》(田间)、《白毛女》(贺敬之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曹火星)、《团结就是力量》(牧虹、卢肃)等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文章,代表了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新高度。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来到张家口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工厂乡村、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与广大的工农兵同呼吸,共命运,把工农兵真正作为文艺的创作主体和服务主体。天津《大公报》记者彭子冈认为,“如果以人口与文化人来作比较,恐怕张垣是文化气息最浓厚的城市了。他们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向上看的作风,他们的眼睛全是朝老百姓瞧着的。”

        从延安到张家口,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近两个月的丁玲,“不顾长途行军后的疲劳,也不考虑人地的生疏,便赶到宣化,采访材料”,仅仅一周时间,创作了3幕7场的戏剧《“望乡台”畔》(发表时改名为《窑工》),这部话剧由丁玲、陈明、逯斐执笔,发表于《北方文化》第3期,是较早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解放区文学。1946年7月底,丁玲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团,来到桑干河畔的怀来、涿鹿参加土改。在涿鹿县温泉屯的田间地头、居住的小庙里,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结下永远无法释怀的情谊,同年9月,在与萧三夫妇共同撤离张家口的卡车上,“脑子里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经过一路的酝酿,小说的构思基本完成,“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撤离至阜平抬头湾村的丁玲马不停蹄地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稿于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定稿,同年9月出版。

        1945年,杨朔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离开延安到张家口与马加告别时说:“我也要重新开始,过去,我在华北根据地滚了几年,仗也打了,脚也磨出泡了,故事搜集了不少,要讲和群众的关系,真像一滴油滴在工农兵的大海里,漂在上面,这回我要沉下去。”为了实现这一夙愿,到张家口不久,杨朔冒着凌冽的寒风,走进宣化庞家堡龙烟铁矿体验生活,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9个多月的艰苦劳动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在张家口,戏剧的创作与演出最为活跃,成绩最为显著。“街头卡车剧”是最具特色、影响最大的戏剧形式。“街头卡车剧”就是接到演出任务后,用一辆卡车,拉上布景、道具和演员,或在街头,或在卡车上演出,简短活泼,随走随演。据胡可回忆:“他们把大卡车侧帮放下来,两辆卡车对在一起,下面用木棍支撑一下,就成了舞台,演员在后面稍微化化妆,就可以演戏了。”1945年春节,是张家口人民获得新生的第一个春节,上百个军民组成的演出团队走上街头喜庆新春佳节。华北联大秧歌队全天演出了3场。据前民回忆:“首先是林白和演黄世仁的陈强的《打花鼓》,曲调是具有河北浓郁地方特色的《小放牛》,歌词是贺敬之编写的,接着是王昆和叶央的《兄妹开荒》,再一个就是吴坚和孙岭的《夫妻识字》。演完第二场,就在街头马路边休息了,由学校伙房的同志们送来饭,就这样,大家在风沙中香甜地吃着馒头、喝着大锅汤。”“街头卡车剧”公演式的演出,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非常贴近普通群众的生活,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在张家口,歌剧《白毛女》经过不断改进,完成了最终的改编和定型,在思想和艺术上日臻完善,成为影响最广泛的戏剧。1945年11月,华北文艺工作团与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排演重新修改加工的《白毛女》,由李焕之指挥,舒强导演,凌子风饰杨白劳,王昆和孟于饰喜儿,陈强饰黄世仁,高维金饰王大婶,车毅饰张二婶,叶扬饰穆仁智,孙峥饰黄母。在1946年新年前,在张家口人民剧场公演,连续演出30多场,创造了3天演出6场的最高纪录。据1946年1月8日《晋察冀日报》报道,在张家口演出时,“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

        代表着解放区戏剧艺术最高峰的《白毛女》,对教育和鼓舞解放区军民全身心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孟于回忆,华北联大文工团在怀来慰问部队的演出中,“当演到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死的时候,台下好多人泣不成声。最后演到斗争地主黄世仁时,有一个战士激动得忘记了是在看戏,口里喊着‘黄世仁太可恶了,我崩了他’,端起枪就要向黄世仁冲去”。怀来战役后,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写信高度赞扬了文工团:“这次怀来战役打得很好,我们的战士打得英勇,抵抗住了几倍于我的敌人,取得了战斗胜利。战士们在肉搏时那样的英勇顽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看了你们演出后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发起了他们对敌的仇恨,因此,这次战役的胜利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延安文艺工作者和晋察冀文艺工作者汇聚张家口,开启了解放区文艺发展繁荣的新局面,这是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红色文艺家的一次集体检阅,是掀起新中国文艺创作高潮的一次大预演。他们高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旗,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怀创作的红色文艺,是晋察冀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晋察冀文艺和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新高峰,生动实践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求,创造了极大红色文艺成果,必将彪炳中国文艺史册。

        (作者:郑恩兵,系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本版历史图片由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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