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成公主的历史记忆

唐朝中央与边疆“和亲”的历史背景

    唐代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以后，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在唐太宗统治初年，面临的国内民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怎样处理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边疆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是摆在刚刚建立的大唐帝国面前的一道政治难题。

    唐朝的相关举措很多，其中跟我今天这个讲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唐代贞观年间开始的和亲。和亲古已有之，并非唐代的首创。可能在座的各位也都熟悉汉代“昭君出塞”的故事。不过，唐代和亲的历史背景跟以往不一样，唐代的和亲背景是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跟周边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唐太宗被奉为天可汗，所以当时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非常希望通过和亲来密切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做一个统计的话，从贞观年间开始历经高宗及其他帝王的和亲活动，先后涉及的边疆民族至少在8个以上，涉及的和亲公主大约有20多位。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唐朝初年的和亲，涉及一个是跟吐谷浑的和亲，一个是跟吐蕃的和亲。

    我们稍稍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就可以看到，唐朝初年的与周边民族关系，继承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首先就是来自西北方向的吐谷浑，实际上从隋朝开始中原王朝就对其用兵，到了唐代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强大的鲜卑人建立的边地政权。所以唐朝在立国之后，首先是吐谷浑向唐朝请求和亲。唐王朝为了加强跟周边尤其是西北方向的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同意了这个要求，当时把弘化公主嫁给了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另外还有衡阳公主嫁给了突厥的阿史那社尔，他是东突厥可汗的儿子。在唐朝把这两个公主和亲之后，紧接着吐蕃也向唐朝提出了和亲的要求。所以在唐太宗期间，和亲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交往，也是和平友好的一种有利举措。唐朝中央跟边地都非常重视它。

    但是吐蕃的这次求婚并不顺利，从历史记载来看，吐谷浑人从中作祟，让吐蕃人很生气。吐蕃兴起之后，跟吐谷浑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他们要互相争雄，但另一方面他们都需要寻求中央王朝对其的支持。所以边疆的和亲特别是吐谷浑的和亲和吐蕃的和亲，就成为唐朝初年贞观年间最重要的事件。近些年我们考古发现了与吐谷浑和亲的弘化公主墓以及吐谷浑东迁内附之后的相关墓葬，有一些重要的发现。而对于文成公主和亲，尽管一度吐蕃人遭受到了挫折，但是吐蕃没有放弃，继续向唐朝中央表达这种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青藏高原刚刚兴起的统一政权吐蕃跟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唐的和亲跟以往不同，它的和亲是基于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唐朝边地的少数民族，需要获得中央政权的支持，这样才能有利于它跟别的民族处理关系的时候，拥有领先优势。正是基于这一点，吐谷浑和吐蕃向唐朝的求亲以及唐朝允许与否，也成为当时民族关系的温度表。

    终于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时候，吐蕃实现了和亲的要求。那么随之就拉开了文成公主进藏历史的一幕。

文献中的文成公主入藏

    今天的我们可能都知道文成公主，但是未必清楚文成公主在西藏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也未必清楚文成公主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可考的考古遗迹。作为考古学者，我们跟广义历史学当中从文献入手的研究有同有异。一方面，我们要阅读文献，以文献作为线索、作为佐证；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实物。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讲座的后面会列举在这个时期或者说相传跟文成公主相关的、但未必是在一个时期的一些考古遗迹，分析文成公主的历史记忆这个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什么是历史记忆呢？历史记忆不完全等于真实的历史，当然历史记忆可能包含真实的历史、虚构的历史、传说的历史甚至神话等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认为是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文献记载中的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情况。正史当然是我们依靠的最为重要的材料。正史尤其是汉文史书当中，这些记载都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可信度很高，比方说王溥的《唐会要》里面就专门有“和蕃公主”这一条，其中记载了文成公主的基本情况：

    文成，宗室女。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十五日封，降于吐蕃赞普弄赞（松赞干布），命江夏王送之。弄赞亲迎于河源，见王，行子婿礼甚谨，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从之。

    这里称文成公主为宗室女，当时向唐朝求婚的边地民族为数众多，不可能都把皇帝的亲生女子来作为和亲公主，但是又不能降低规格，所以就从唐朝的宗室中寻找女子。比如李世民这一支，他的宗室子系中有很多女子作为公主和亲。关于这一点，边地民族也是默认的，因为它求唐朝公主主要是求这个名分，至于公主的血缘关系并不重要，这是一个政治符号，一个政治象征。文成公主在唐朝贞观十五年，也就是公元641年去吐蕃。当时中原王朝还派出了一个专使江夏王去送她，送她到河源这个地方，吐蕃方面派出迎亲的队伍在这里迎接。河源这个地点，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是在青海境内，这也涉及文成公主进藏走的主要路线，就是唐蕃古道——从长安出发，首先过青海，一般我们认为这条线经过藏北（今天的那曲），就可以一路由东向西再由西向南，进入到当时吐蕃的首府，那个时候吐蕃已经迁都了，从最初的雅砻河谷已经迁到了今天的拉萨。这段话后面的部分，是当时的汉族史家，出于当时人的一种优势文化心理，留下的记录。但我觉得从这段话里可以读出一点，那就是当时松赞干布能够跟这种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国结亲，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的。而且文献中提到为了庆祝此事，松赞干布要筑一城，这个城在何处，后代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他选择筑城的地点就是今天拉萨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有法王洞，学者推测那个地方应该是布达拉宫早期的建筑所在，布达拉宫一直延续到今天，跟当年文成公主进藏也有很大的关系。文献中的最后这句话含义很重要，这是我们从《全唐文》《全唐诗》等各种文献里面可以看到、可以相互补正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吐蕃对唐朝文化的诉求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派遣吐蕃的酋豪子弟入学长安，到唐朝去读书、学习诗书礼仪，这是吐蕃倾慕中原文化最核心的一个标志。

    这一点不仅是在《唐会要》里面有记载，我们在其他唐代文献中也能看到这类的记载。《旧唐书》里面的相关记载跟《唐会要》差不多，只是稍稍详细一点，《旧唐书》前面跟《唐会要》相近的内容我就不多讲了，后面的话是这样说的：

    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琦，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就是说文成公主去了之后，对当地赭面习俗不喜欢，松赞干布说你既然不喜欢，那我们就移风易俗，不再赭面了。其实，白居易在他的诗里面讲到，赭面这个习俗自吐蕃传到中原以后，中原妇女还挺喜欢吐蕃的“赭面”并加以创新，在脸上不仅涂朱，还要贴上金银花饰片，成为一时之风气。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还有就是所谓的“释毡裘”，意思就是开始穿华衣而去毡裘，“华衣”主要可能是从唐朝输入的丝绸，这些记载都得到了考古方面的证据。

    正史里面记载的文成公主的事迹是非常有限的，除了这两大段以外，零零星星还有一点，其中讲到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文成公主去世，唐朝派遣使节去吊丧。

    除了汉文史籍以外，《唐蕃会盟碑》藏文碑文里面也有记载：

    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

    请注意，藏文中的吐蕃牙帐，和汉文中的别筑一城，两者很可能同为一地。

    在藏族文献记载中，真正算得上是唐蕃时期的，有一些吐蕃碑铭，以及敦煌出土的藏文写卷。其中伯希和带走的敦煌藏文写卷PT.1288里面就明确记载了文成公主被迎亲到吐蕃的事迹：

    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松迎至吐蕃之地，……此后六年，赤松赞赞普升遐，与赞蒙文成公主同居三年耳。……及至羊年（683）冬，祭祀赞蒙文成公主，是为一年。

    由此来看，汉藏文献对文成公主进藏的情况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比方说这里就讲了是由噶尔东赞（即禄东赞）作为吐蕃使节，把文成公主迎娶进藏的，之后文成公主居住的地点既是都城，同时大概也跟着松赞干布，还到了他的牙帐。我们后来研究发现，游牧民族的都城不是一成不变，它在夏季和冬季是不一样的。所以文成公主究竟居住过哪些地方，这个问题在文献里是有线索的，不过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认真考订。这段文字也讲到了文成公主在去世后是有祭祀的，文字中的赞蒙指的就是吐蕃人的国君之妻。

    我们看到文献记载中提到了禄东赞的名字，他来迎请文成公主。在藏文史书里，对这个人褒奖有加，尤其是他的聪明才智，首先就体现在他迎请文成公主这件事情上。后来成书的一部藏文名著叫作《贤者喜宴》中，就记载了一个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禄东赞迎亲到了唐廷以后，唐太宗给他出题，考他的智慧。唐太宗出了7个难题，有的就叫作七难，有的说是十难，这些都是民间传说。第一个难题是给他100只绵羊和100称酒（吐蕃计量单位），一天之内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吃完，还要把羊皮鞣好，房屋还要打扫干净。第二道难题是有一个很大的珠子，像个小盾牌一样，上面有两个孔，一个孔在中间，一个孔在边上，如何用丝绸把它穿过玉石之孔。我们需要知道，在玉器里面转弯，这在今天的制造工艺学上都是一个难题。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出现过这种转弯的孔的玉器，但是要在这样的玉器上穿过丝绸，这是比较困难的。难题里面还有100只母鸡和100只小鸡，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如何辨识出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有100段砍下来的木头，要辨识谁是木头的根，谁是它的梢等。唐太宗用这些题目来难使者，说谁想出来办法就把公主嫁给谁，只有禄东赞想出了办法一一解答了题目，故事的后面内容我就不展开说了。这个故事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其实我要说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禄东赞这个人很重要，在松赞干布去世以后，对吐谷浑的用兵以及掌握吐蕃朝政这一段时期，禄东赞和他的儿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禄东赞迎请文成公主，《旧唐书》中记载：

    永徽元年（650），弄赞卒。高宗为之举哀，遣右武侯将军鲜于臣济持节赍玺书吊祭。……初，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赞普使禄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合旨，太宗礼之，有异诸蕃。

    这段史料很重要，不仅表明唐代从太宗到高宗跟吐蕃之间的密切政治往来，而且这段资料讲得很清楚，太宗这个时期是禄东赞来迎请文成公主的。禄东赞的聪明才智在汉文文献当中，没讲那些传说故事，就是说他跟唐太宗对答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妥当，因此唐太宗对他高看一等了。这也说明此人一定是吐蕃时期的精英人物。后来禄东赞在主持吐蕃朝政的时候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再讲一下新疆出土的古藏文献当中对文成公主入蕃一事的记载：

    赞普娶唐帝女Mun-ch（e）ng公主为妻……官员与位阶高贵之人，妇人们与上述诸官……会见了Mun-ch（e）ng公主，双方互致礼节……献出各种礼品。其后，Mun-ch（e）ng公主于盆城（Dbon-yul）中部……定其宅。此后，定居于措的彭约度……

    对于文书记载中涉及的时间判定，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但是文中所说的“Mun-ch（e）ng公主”为文成公主，这一点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这个记载还有些不一样，文成公主的居住地点更加丰富，但这个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

文成公主在藏活动的相关记载

    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带去了一个比较和平、友好、稳定的新的唐蕃关系，对历史上的吐蕃与唐朝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季羡林先生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里面讲了这样一段话：

    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从初唐起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陆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去。这一条路线过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义净时代，走这一条道路的和尚多了起来，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个特点，走西藏、尼泊尔道路，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由足够的例证可以说明。

    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的这一条路线，过去就有，吐蕃人最早就利用了这条路线，但是作为一条国际通道，在吐蕃开辟了这条路线以后，是文成公主进藏以后，中原王朝开始通过吐蕃政权，尤其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把这条道路加以拓展并充分利用，它最终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这是一条新道。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面有足够的例子可以说明，经过这条蕃尼古道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共有玄照、道希等11位，其中玄照两次经过吐蕃，并涉及了文成公主，按照《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说法：

    途经速利（即粟特），过睹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阇兰陀国，经于四载，蒙国王钦重，留之供养。……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

    这段材料是说玄照两次得到文成公主的赞助。玄照的这个经历是最具代表性的，同时段走这条路线的其他僧人、使节，也应该都得到过文成公主的帮助。比如王玄策，作为唐玄奘同时期的人，他的最伟大的事迹就是三度或者是四度利用这条道路抵达了蕃尼边境，而且在西藏吉隆这个地方留下了他的碑刻，这就是著名的《大唐天竺使出铭》。

    文成公主到吐蕃以后，她跟松赞干布保证了中原和吐蕃之间的交通往来畅通，同时也保证了中原地区通往国际通道有新的路线可走。据我研究，这条路线在唐代后期一度有过关闭，宋代又重新打开，再往后来，元明清时期也一直在利用这条通道，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唐蕃文化的交流也随之进入到一个兴盛期，这个时期的唐蕃关系是比较和睦的，除了唐朝皇帝赐给松赞干布的各种礼物，以及松赞干布以各种金银器作为贡物进奉唐王朝之外，还有其他中原传过去的东西。我觉得这一时期有几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就是造纸术，吐蕃大概是在接受了唐朝的造纸术以后，又把它传递到南亚，吐蕃因此成了文化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中转站。第二个就是过去季羡林先生研究过的“石蜜”，即今天我们讲的制糖术，这个技术是王玄策带回来的，这在唐代僧人所辑录的《法苑珠林》中有记载，王玄策是通过吐蕃这条新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吐蕃很可能是一个中转站。在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帮助处于边地的吐蕃王朝实现了一个飞跃。吐蕃王朝的兴盛，跟它与唐朝的密切文化交流联系是分不开的。

    当然，历史上的唐王朝与吐蕃也有不少战争，时战时和。从我个人来看，文成公主入藏的早年，她跟松赞干布应该是幸福美满的，但是当松赞干布去世之后，文成公主就经历了唐蕃之间长期战争的岁月。在那样的环境下，文成公主的处境可想而知，她既要维系两个兄弟民族之间传统的友谊，但是又要面对政治格局变化带来的种种难言之苦。对于她所作出的贡献，在汉藏人民之间都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记忆。

    比如说，在今天四川、青海和西藏东部汉藏交界地带，考古发现了一批吐蕃时代的佛教造像，虽然其造像年代由于有藏文题记，可以明确断定在公元9世纪初，晚于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时代一百多年，但当地藏族群众仍然认定它们是文成公主进藏时镌刻的，有的还直接称其为“文成公主庙”。今天在大昭寺、布达拉宫都有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和反映文成公主进藏、修建大昭寺等内容的壁画，都是文成公主留给人们的历史记忆。

文成公主的最终归宿

    在西藏从事考古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到文成公主的最终归宿之地。关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松赞干布的葬地。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由于其子贡日贡赞早逝，所以由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继位。松赞干布去世以后，他的归宿是比较清楚的。目前一般认为松赞干布的陵墓是在今天西藏自治区山南琼结县境内的藏王陵。而文成公主在公元641年入藏，跟松赞干布生活了大约3年，到了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去世，在西藏生活了将近40年。关于文成公主的死因，在藏文文献中有不同说法，比较多的说法是说她死于天花这样的恶性传染病。关于她去世之后的安置，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是单独下葬，因为当时吐蕃有个习俗，得传染病者被认为是不洁的，是不能入葬祖陵的。但是也有文献记载说文成公主的葬礼是破例的，她最终跟松赞干布合葬在一起。还有说法认为，她与泥婆罗的尺尊公主葬在一地。这些都是后来的藏文史籍或者民间传说中的说法。我们在汉文史料中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而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都只有对文成公主祭奠的记载，但是恰恰都没有葬地的记载。

    那么文成公主的最终归宿在哪里呢？有两种可能性，根据藏文史书的记载来看，提到两个地点，一个地点是琼结藏王陵，另一个地点是藏王陵对面的青瓦达孜。前几年我带着四川大学的考古团队，在藏王陵做保护文物保护工作，系统地对这两个地方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藏王陵墓的封土目前已经保存得不是很完整，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封土形态跟唐陵的封土形态非常接近。顺便说一下，这些年我们在藏王陵做工作，一个最大的发现就发现了陵墓的周围还有陵园的垣墙，这一点跟唐陵是一样的。陵园内还有石碑和石狮，也体现出和唐陵相仿的制度特点。

    那么文成公主有可能合葬在松赞干布陵寝里面吗？这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松赞干布去世多年以后，他的陵墓还有没有可能再次打开，让他们实现夫妻合葬？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小。第一是考察这些陵墓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有再次打开的迹象。第二是当时吐蕃的埋葬习俗中，的确有对传染病患者的限制。

    第二种可能性就在藏王陵隔着那条河的对面的那座山——青瓦达孜。这座山上有非常明显的遗址，这些遗址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沿着山脊上有宫殿遗址，在中腰还有一处是用夯土夯筑的堡垒型遗址，它跟砖砌的建筑之间有考古学上所说的叠压关系。这个堡垒遗址的封土，从它的土质、夯法、分层、里面夹杂的包含物来看，都跟对面的藏王陵非常接近。所以我一直怀疑，当年这里究竟是只有城堡还是另有墓葬？如果假定有墓葬存在，它跟藏王陵分葬的形式，也意味着这是为特殊死者营造的墓葬。当地民间传说把这个遗址称为金城公主墓，说后来和亲的金城公主就葬在青瓦达孜，此事在藏族史书里面是有记载的。

    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封土是城的遗址还是墓的遗址？还是由城和墓之间实现了一个转换，早期是墓后面变成了城，还是说一开始既有城堡也有墓葬？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完全能够解决。按照敦煌吐蕃文献记载，青瓦达孜就是吐蕃人早期的宫殿，后来迁到了拉萨，为什么后来又回到这里营建祖陵？就是考虑到这是他们祖先的城堡所在。如果是这样的思路，那么青瓦达孜会不会还有墓葬？这又是一个疑问。

    当然，考古上的可能与不可能都是存在的。近些年，我们发现了一些古代和亲公主的历史遗迹。比如在甘肃青嘴喇嘛湾发现了弘化公主墓志铭，弘化公主是唐太宗的族女，嫁给了吐谷浑的可汗，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最近还有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这就是刚刚公布的青海都兰热水2018一号大墓，从出土的印章来看，这是一位与吐蕃联姻，和吐蕃成为“甥舅关系”的吐谷浑小王（阿柴王）的墓葬。有了这些重要发现，也许在未来，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进展，我们也会发现文成公主最后留下的踪迹。

    综上所述，在我们有关文成公主的历史记忆当中，保留了汉藏两个民族许多共同的文化底色，这些文化底色是经历风雨、经历战乱，都没有办法抹去的、非常深刻的历史记忆。当我们今天去从考古学这个角度，研究历史，研究文成公主，研究吐蕃历史的时候，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唐蕃关系、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如何形成统一的共同体意识，都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