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字书写传统，印刷术发明以后，在官方书写日渐发达的同时，文字书写也不断下移、广泛传播，留下了大量包括族谱、契约、碑刻、账本、宗教科仪书等在内的民间历史文献。相较于人们熟悉的官方政书、档案等，民间历史文献泛指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形成并自然留存的历史文本。它们是百姓生活的真实记录，是今天我们了解先人真实生活状态的重要窗口。当下，进行田野调查、发掘和利用散存于民间的历史文献，进而达到传承悠久历史文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目标，是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和迫切追求。本刊特邀请几位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史学新锐，就其形成过程、传播机制、重要价值及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与谈人

    郑 莉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吴才茂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温海波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主持人

    吴四伍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民间历史文献的保存现状、传播机制与文化内涵

    主持人：了解和掌握历史上百姓真实生活及其独特逻辑，是新时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各位青年学者长期进行族谱、契约、碑刻、科仪书等材料整理与研究，能否结合具体研究谈谈民间历史文献的真实保存现状、内在传播机制与丰富文化内涵。

    郑莉：民间历史文献一般指普通民众使用的文字资料，包括族谱、碑刻、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赋役文书、礼仪文书、诉讼文书、堪舆书、医药书等。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造纸、印刷技术的发展，民间社会深受文字传统的影响，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这是中国历史研究特有的资料宝库，其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从普通民众的视角了解研究中国历史。

    民间历史文献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族谱、碑刻大多涉及民间社会组织和地方公共事务，契约、账本主要记载民间经济活动，赋役文书、诉讼文书反映了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礼仪文书、唱本、剧本则折射着民间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不同类型的民间历史文献，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与功能，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分析与解读。

    民间历史文献承载了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构成了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但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广泛地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例如，福建民间有各种世代相传的“人情簿”，详细记载亲友之间的人情往来，从中就不难看出当地礼仪传统的延续与更新。在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中国各地都有大量现存民间文献，其中有不少是近年制作的，如新修族谱、新立碑记等，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延续，通过考察各种民间文献的制作、流传与使用过程，有助于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社会的传承机制。

    此外，民间历史文献在全球的藏储状况尤其值得关注。笔者近年在东南亚地区调查时发现，当地华人同样保存了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尤为重要的是，海外华人在举办重大社团活动或宗教仪式之后，通常都会刻立碑记、印制纪念特刊，因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如何系统收集、整理、研究这些海外华人文献，同样是史学界必须面对与重视的课题。

    温海波：老百姓究竟怎样保存自己的文献？怎样用独特方式记叙历史？不妨以笔者近年来一直关心的民间杂字文献为例来探讨这些问题。这种宋明以来习见的识字读物，以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编而成，主要满足民众生活的功能性识字。可以说，生活有多少面相，就有多少杂字的类型——记账杂字、文约杂字、礼仪杂字等。海量地方性杂字的生产、流传和使用表明，传统中国乡村不仅有文字的需求，还创造了独特的读写供应和实践传统。换言之，文字并非高居庙堂而远离民间，只不过，百姓日用所识的文字与科举提倡所应识的文字不同。杂字不但是下层民众识字的直接证据，还是文字下乡、满足乡民生活需要的产物，更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基础性文类。通过对这类识字入门读物的深入探究，可以与账簿、契约、书信等系列民间文献建立密切联系。一方面，基于杂字生产传播的书籍史信息，折射出“文字下乡”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研究探讨民众认读和运用杂字的实践，有助于对民众识字能力进行再认识，进而实现对识字率等的微观研究。同时也应认识到，吸纳杂字文字技能和民众认读、运用杂字以及学习一般性知识的具体实践，又深刻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观念世界等。

    具体到文化传承上，民间文献是民间集体记忆的载体，属于普通民众历史感知的重要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庙宇、祠堂的复兴，各种中断的民间仪式的恢复，正有赖于传统民间历史文献的传承。当前，民间历史文献仍在传承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吴才茂：一些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怎样保存历史？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以我接触的文书来说，清水江文书之所以引人瞩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发现地处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如果翻开康熙《皇舆全览图》便会发现，这幅囊括清朝疆域的地图，在黔东南地区还有一片地带未被精细描绘。这个区域包括了今天雷山、台江、剑河、丹寨、麻江、榕江、从江、锦屏、天柱、黎平等地的全部或部分地区。那么，这个地带是如何“被进入”汉字文化圈的？非汉语人群何以能娴熟地利用汉文字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其动力究竟何在？

    就黔东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这些问题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明清王朝的倾力经营与汉族移民的作用是汉文字进入的推动力量。明代在此设置五开卫、铜鼓卫以及天柱守御千户所和汶溪守御千户所，卫所驻军多达5万余名。目前，清水江文书被大量发现的天柱、锦屏与黎平等地，正是卫所移民分布最多的地带，而没有卫所移民分布的榕江、从江、剑河、台江、雷山等地，其文书发现量较少，且时间分布多在清代中期以后，这和雍正朝开辟“苗疆”的时间也能吻合起来，说明清水江文书的时空分布与明清王朝开发这一地区的进程息息相关。具体到文书本身，也可证实这个判断的准确性，从所见明代清水江文书而论，无论其格式还是用语，与明代通行全国的契约文书格式一致，而所见最早的“成化二年转批粟文海田地合同”，也明确无误地表明其是随着卫所军户移动而移动的文书。至于卫所军户以汉文字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纠纷的例子亦非鲜见，如五开卫辖下隆里千户所之人，不仅佃种周边少数民族的田地时使用了“典契”，也利用“认错字”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所产生的纠纷。由此可见，契约文书的使用就是由这些卫所军民从汉族地区传播至其镇戍之地并扩散开来的。

    其二，山区经济开发而引发的利益纠葛和社会结构变动，是汉文字得以生根的核心动力。从目前所见清水江文书来看，雍正朝之前的文书总量不足300件，明代仅15件，而从乾隆朝以降，契约文书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多达几十万件。这与雍正朝开辟“苗疆”之后迅速进行的山区经济开发和物权意识的兴起有巨大关系。在木材贸易体制下的市场网络之中，汉文字成为处理社会关系和确立物权的主要媒介，这使汉文字迅速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就连“插草为界”的地方传统也在不断的官司诉讼中，抵挡不住“白纸黑字”的权威性而逐渐为契约文书所替代。于是，当少数民族人群认识到汉文字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核心媒介时，就会不自觉地融入汉字文化圈，汉文字也就逐渐彻底生根于该地域社会了。

2.民间历史文献的发掘历程、学科探索与创新阐释

    主持人：从敦煌文书到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怎样成为中国历史文献和历史研究新的增长点？国内一些研究机构长期关注民间文献并作出诸多有益探索，具体来说，在研究利用这些文献上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

    吴才茂：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成为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从罗振玉与王国维所著《流沙坠简》以降，著述丰赡。更大规模的民间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来自部分史家的自觉努力，最著名的是，史学家傅衣凌在福建省永安县发现了一批民间契约文书，写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这样利用契约文书、族谱研究经济史的典范之作。与此同时，梁方仲在研究田赋史的过程中，也不满足于正史与典章制度，进而大量收集、利用了“赋役全书、粮册、黄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单”。利用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取向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民间族谱、社会调查、碑刻等也得到部分史家、图书馆或者研究机构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徽州文书得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市面流传。如梁方仲通过屯溪古籍书店购得鱼鳞册等徽州文书近百册，开创了中山大学收集和研究徽州文书的先河。与此不同的是，厦门大学在傅衣凌的带领下，由明清史专业的师生下乡入户，搜集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出版多部著作。20世纪80年代，民间历史文献领域逐渐消化前一阶段收集、整理的成果，资料集和研究论著开始大量出现，如《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就是其中代表。而以叶显恩为代表的徽州历史文化（“徽学”）研究热潮也开始兴起，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这样的经典之作。总之，从20世纪初的筚路蓝缕到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勃兴，民间历史文献走过了艰难而又充满活力的发掘、整理、研究历程。

    郑莉：以民间历史文献为旨趣，全心收集和整理，不断实现专业化推进，是国内不少研究机构的努力方向。傅衣凌教授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走出书斋，“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不能停留于理论思辨，而必须“以个别地区社会经济的调查与分析为出发点进行解剖”，探求总的发展规律。2019年，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组织了“重返黄历村”的学术考察，就是为了缅怀傅衣凌教授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功绩，重温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传统，并由此进一步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如何从民间文献入手研究中国历史？关键在于“回到历史现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理解和解读民间历史文献。在论述方式上，民间历史文献的立论依据主要来自国家制度、儒家经典或乡规俗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民间历史文献的话语系统，探讨特定历史时期中具体的“法、理、情”。更为重要的是，民间社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打通“人、事、理”的论述逻辑，反映了民间社会应对“法、理、情”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不了解民间历史文献的话语系统和论述逻辑，很难深入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也就无法把民间历史文献纳入中国史研究的总体视野。

    温海波：经过数代学者的耕耘，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累积和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资料搜集、整理和解读方法，也从未放弃对“总体史”的追求。傅衣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提出并讨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明清社会变迁论”等，这些论断不但成为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还深刻启发了日本、欧美的明清史研究。近40年来，通过对宗族组织、市场圈、祭祀圈等议题的重新讨论，学界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产生了新的认识。历史人类学研究更是透过民间历史文献，扎根具体的区域社会，深入探讨风俗习惯、神明信仰、礼仪宗教、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等，呈现了更为生动鲜活的历史面相。

    近年来，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并未止步于区域的比较，一方面尝试在全球史视野下进行跨国研究，另一方面则跳出内陆山地，走向以往不曾触及的海洋岛屿。对这些重建、重写中国历史的不懈努力，虽有一些来自学界的不同声音，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其学术影响力。这种立足民间，从区域的、微观的百姓生活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解释逻辑，契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不断总结与前瞻中，民间历史文献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宝库。民间文献从本土经验事实出发，不但重审业已形成的本土人文经典，还可创造性修正普遍使用的外来概念，进而创建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话语。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些研究概念是由国外学界引入的，如大小传统、国家与社会、契约、族群等。而通过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这些分析框架得到了重新审视与校订。如近年提出的“礼俗”就囊括了更多有待发掘的结构性关系。常见的“契约”也在民间文献的审视下，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引发了更为本源的、接地气的关于“契”“约”产生、使用的讨论。可以想见，深耕民间历史文献，对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学术具有重大意义。

3.民间历史文献学科体系建设与数据库构建的展望

    主持人：如今，民间历史文献受到大家热切关注，我们怎样把握机遇，使其在学科体系建设、数据库构建、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更大发展？

    郑莉：民间历史文献不同于经、史、子、集等传世文献，其形式极为多样，内容极为庞杂。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学，至今尚未系统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提出收集、整理、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论与方法。为了推进民间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当务之急是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现有基础上，开展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

    依据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规范，民间历史文献学应有三大主要目标：一是建立科学的分类标准和编目体系；二是厘清不同类型的文本传统和版本源流；三是揭示各种不同文类的社会功能和解读方法。总之，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历史文献学的学术体系，建立适用于民间历史文献的目录学、版本学与诠释学，为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提供理论指南。此外，在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中，应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既有的校勘、辨伪、音韵、训诂等研究方法。

    以厦门大学为例，我们长期致力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于2005年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2009年开始设立民间历史文献学系列课程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我们希望通过引导学生关注民间历史文献、学习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培养学生从民间社会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兴趣。当然，如何依据“新文科”目标建设民间历史文献学，培养新时代史学人才，仍是我们任重道远的学术使命。

    温海波：在数字人文大背景下，需要在有效辨识、录入民间文献形成元数据的前提下，根据民间文献的脉络特性及研究主题，建立相互打通的专题或通用数据，形成跨文类、跨地域、跨时代的大数据。这种数字与人文的关联融合，解决了民间文献错乱散布、时空分离等问题，形成各类关系数据、人际网络等。值得关注的是，郑振满、丁荷生建立的“莆田平原数据库”，在地理信息系统GIS中，汇集莆田平原700余个村落的各类民间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这种数据库的特色是把文字、图像、口述、仪式表演、实物遗迹等所有资料都放到特定的时空当中，在文献的现场形成具有历史深度的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凭借数据库的利用，他们完成两卷本《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对莆田平原的聚落形态、宗族组织、宫观庙宇、水利系统、仪式联盟、科举功名、跨国网络等进行系统的空间分析，梳理出这一区域的基本历史脉络。这种地理信息系统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的应用，超越了村落、市场圈的研究单位，克服了传统乡村研究以社区为主的研究瓶颈。

    概言之，借助数据库，研究者不仅更完整地拥有掌握、分析资料的能力，还可根据课题设计不同的关联数据，形成对经济史、区域史、社会史等的新认知，进而更加趋近对总体史的追求。数据库还可探索新议题，开拓新方向，具有广阔前景。海量民间文献被用于应对日常生活实践，就成为民众的知识图谱。通过数据库处理其知识语料库——各类概念（观念）、分类范畴等，可从长时段观察特定时代的知识社会史。通过数字人文的可视化，普通民众的思想研究也可能得以实现。当然，数字记忆的检索与关联多存在于虚拟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造成对历史思维和体验的“失忆”，因此，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应当始终注重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吴才茂：如何在已有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民间历史文献学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的作用？除了具体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外，可能还应把它放在整个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脉络下进行思考，举要而言有三：其一，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不仅在历史学系的本科专业开设民间历史文献学课程，而且也应列入学校的通识教育中，使大学生均能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存在方式有所了解；其二，编纂教材，汇集众力编写一本理论、方法与个案相结合的《民间历史文献学概论》，着重介绍民间历史文献学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之要旨，并强调其作为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突破点的意义；其三，展现教学模式的连贯性，亦即在走向田野开展民间历史文献调查之前，应有一门较为系统的课程学习，因为系统的课程学习可以减少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是他们独立从事田野工作的保证。

■专家点评

    梁勇（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正如几位青年学者提到的，对民间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已成为当今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高校、出版机构和科研管理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各地都出版了不少区域性民间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然而，与热火朝天的整理、出版相比，有突破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则较少、社会服务能力不足，这表明民间历史文献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尚有值得深入反思之处。

    呼应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克服“碎片化”研究取向。目前学界通常的做法是把民间历史文献当作一般史料来使用，由于民间历史文献所载内容往往具有地方性、雷同性，导致部分研究成果呈现出“碎片化”特点。要避免这种趋向，对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来说，有两个必须要跨过的门槛。一是对王朝的典章制度、政策等所谓传统政治史的把握。我们通过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区域性政治、经济、社会现象不是脱离于王朝体制之外的，而是王朝制度运行的实态展示，当然其中也具有些许地域性特征。相较于官方历史文献，民间历史文献更能实态地展现制度运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是理论的自觉与创新。学者们时常强调，进行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应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借鉴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方法。这表明，当下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在不断推进之中。这要求研究者在面对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时有深入的理论思考。

    建立民间历史文献学科体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事实上，民间历史文献学在培养学以致用的史学人才，发掘和抢救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脉络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近年来，我们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各地十分缺乏了解民间历史文献版本源流、分类和编目的文史工作者，这给民间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保存带来不少困难。而民间历史文献学科的建立，有助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掌握符合地方文化发展需求的技能，进而促进这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几位多次提及田野调查的重要经验与重大意义，可以说，民间历史文献的形成与保存，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准确读懂民间历史文献，就必须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基于田野调查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能更准确地反映发生在中国大地的过往历史，反映普通百姓视角下的中国历史进程，基于此形成的经验总结、理论概括，有助于推进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

    巫能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几位青年学者对民间历史文献保存现状的介绍囊括了族谱、碑刻、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等。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历史文献通常指普通民众使用的文字资料，不过从广义上来说还包括很多非文字的资料，尤其体现在图像方面。首先，图像往往是族谱、赋役文书、礼仪文书、堪舆书、医药书等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族谱中的祖先画像、里居图、祠堂和坟墓图等。其次，图像亦常常以相对独立的形态留存于民间，主要有画像、塑像和雕像等形态，最典型的莫过于祖先和神明图像，如汉人社会中祠堂供奉的祖先画像、东南畲族的祖图和百神图长卷，以及各种宗教神明图像。这些图像有时亦配有相应的文字，如明清以来湘中地区的家祀神明雕像，其龛洞中多有开光之时放入的意旨文书。图像和文字资料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关联。故而，对文字资料的分析应注意结合图像资料，以及相关的口传资料和物质遗存。

    关于文字的传播和相应民间文献的形成，除了王朝的经营和移民的作用，宗教亦为不容忽视的因素。陈垣先生明确指出，“滇黔建省较后，其开辟有赖于僧徒”。不难想见，佛教的文字和图像传统自然会对滇黔地区产生一定影响。美国学者司马虚则通过解读发现于泰国瑶民中的汉文宗教仪式文献，指出华南地区原住民“汉化”的过程，大致上是道教渗透的结果，这一过程可以上溯至13世纪的宋代，其主要表现就是为教区内成员举行大规模受戒并获得法名的仪式。这些都为后来其他途径的文字传播进行了铺垫。更为重要的是，相关的仪式传统仍见于今，与之相应的是宗教和仪式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的考察，无疑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文字下乡、民间文献的形成过程等议题之理解。

    在学科建设方面，除了他们提到的主要目标与可行建议之外，笔者认为需要直接面对的或许还有民间历史文献的多样性。这一特点决定了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需要多学科参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建设亦是如此。除了参照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规范，还需要各学科和文献学具体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域的研究同样处于不断推进之中，故而有必要长期关注其发展，并适时进行借鉴。以宗教仪式文献为例，这些文献有其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抄写、分类、传承和使用方式等方面。相应地，完全可以或有必要在民间历史文献学中建立相应分支，正如文献学中有佛教文献学、道教文献学等分支一样。此外，即便是民间较为常见的碑铭等文献，如果和宗教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亦可作为一类来进行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