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北京城之源”

    北京琉璃河遗址发现76年后，又有重要考古新成果：首次在城内发现结构清晰、内涵丰富的成规模夯土建筑基址。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专家推断，此处基址最早建造年代不早于西周早期，彻底废弃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时间跨度较大。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现存西周时期的夯土城墙、城内遗存和墓葬区。距今逾三千年历史的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始封地”，也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

发现成规模夯土建筑基址

印证文献中关于“周初封燕”的史实

    琉璃河遗址指以琉璃河西周燕都城址为中心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于大石河（琉璃河）流经的区域内，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长约4.6公里，覆盖面积约20.7平方公里。遗址核心区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城址主要位于董家林村。1988年，琉璃河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区西南43公里处的琉璃河遗址核心区发掘现场，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研究。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晶告诉记者：“西周时期的城市区、墓葬区并存的遗址不多，加上琉璃河遗址‘燕国始封地’的特殊地位，使得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具有代表性与重要性。”

    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重启琉璃河遗址的考古与研究。借助三维测控网和考古信息系统，考古队对遗址核心区和墓葬区开展了大面积的区域调查和系统勘探，包括约20万平方米的重点勘探、约45万平方米的抽样勘探，新勘探出各类型遗迹数百处，进一步厘清了城址区的空间结构，加深了对墓葬区分布的认识。

    在考古现场，王晶指着一间“土屋”告诉记者：“这处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就是此次考古的新发现。目前揭露范围东西长约28米，南北长约26米。夯土建筑基础最厚处达1.62米，为分块逐层夯筑，夯层厚约8厘米至12厘米，夯筑质量较好。”在王晶的指点下，记者看到夯土基础上还保存有多组墙体和若干柱洞。墙体最高处残存0.91米，厚约0.4米。“这些柱洞大小不一，使用方式不同。”王晶说。

    记者看到，高约两米的西周夯土层已被考古人员逐层做好标记。在西周遗址上方从下往上，依次是战国—汉代文化层、唐代文化层、金元文化层、明清文化层直至现代耕土层。

    王晶指着一层厚约两三厘米的灰色层面说：“这种形如‘千层饼’的结构，就是古人在屋内反复行走、踩踏形成的。而另一些颜色泛白的层面则是特意铺垫的。经过我们细致辨识，可见这一夯土建筑基址至少历经了4次废弃、再利用的过程。”

    王晶表示，此处基址结构明确，层次清晰，等级较高，符合西周早期诸侯国的等级地位，不但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周初封燕”的史实，更为研究早期国家治理水平和等级制度提供了新材料。

出土遗物有多种文化因素特征

体现燕文化浓厚的地方性与复杂性

    在琉璃河遗址考古现场，记者看到了新出土整理好的各种文物。王晶指着一件修复好的陶鬲说，“3000多年前的琉璃河先民就是用这个做饭的。”

    王晶介绍，自2019年重启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以来，考古队还对城内的小型地面建筑、居址等进行了发掘，对城址南侧大石河摆动范围进行了调查，系统认识了大石河摆动对南城墙造成的破坏。出土青铜环首刀、铜箭镞、玉玦、绿松石及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数百件，表现出燕、周、商多种文化因素特征，体现了琉璃河遗址所代表的燕文化浓厚的地方性和复杂性。

    “比如这个陶片上的附加堆纹，就体现出本地特色。”王晶指着出土于2019FLG9TG2H3号灰坑的陶片说，“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反映出，周初分封此地后，周人对燕地建立了有效的统治。部分日用陶器体现出土著居民接受了中原礼乐制度的同时，还保有一部分当地文化特色。琉璃河遗址以其丰富的遗存、完整的格局实证了周文化与当地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这正是燕文化的由来，也是燕地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动力。”

    在距考古现场800米远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王晶向记者介绍了M53号墓穴。她说，墓内有2名殉人，这是典型的商朝葬俗，由此推断这里埋葬的是一名商朝的遗民。当然，文化的融合也伴随着冲突。在王晶看来，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即使部分兵器有一定礼制性质，但是中原地区都没有出土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器，且包含大量实用的兵器，说明这里一定是有征伐的。

    在考古现场，陈列的植物种子引起了记者的兴趣。这些种子在当时大多经过火烧，已经炭化成黑色，但通过科技考古技术，依然可以清晰辨别出粟、黍、小麦、大豆、大麦等农作物种类。植物考古学博士尹达告诉记者，当时燕地百姓的食谱以粟和黍居多，也就是小米和黄米，说明燕地是以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生活为主，与周文化中心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是一致的。

    尹达表示：“遗物中表现出的中原旱作农业生产方式与出土器物中北方草原特征的遗物，体现出琉璃河遗址是早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重要桥梁，也从侧面印证了周王朝强大的文化传播力与政治影响力。”

出土的青铜器“罍”“盉”

佐证首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琉璃河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它的主人是谁，为什么在此封地建都？

    时间回溯到76年前。吴金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他的弟弟吴良才对考古亦有兴趣。1945年8月，吴良才途经琉璃河遗址所在地，发现此处遍地古代陶片，遂捡了一大包，请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看，苏先生立即断定这是商周的东西，琉璃河遗址浮出地面。

    自1962年始，考古部门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几次大规模发掘。1978年，发掘出土了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了现今的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为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及建都史提供了实物依据。1986年，在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型墓里，出土了精美文物200余件，其中“克罍”“克盉”两件青铜器口沿与内盖各有43字的内容相同的铭文，铭文中有“王曰太保”“令克侯于燕”之句。

    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记者见到了这两件青铜器的复制品。王晶介绍说：“‘太保’指召公奭，克可能为召公之长子。”面对记者提出的“燕国第一代国君是召公还是克”这一问题，王晶表示，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克为召公长子，是代父就封的第一代燕侯，带有铭文的两件青铜器也因此被命名为“克罍”“克盉”。这篇铭文为研究西周初年燕国受封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证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的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印证了西周初年周王朝“广建诸侯，以藩屏周”的重要历史事实。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初年，武王伐商，天下初定。周王朝为镇压和监视与商交好的燕地部族，巩固边地统治，派遣了位列三公的姬姓周人召公携军队、工匠和周人统治下的殷遗民，来到燕山脚下，建立燕国。西周燕国的第一个都城具体在什么位置，史学界始终没有找到实物证据。自汉代开始，历代学者对西周燕都遗址的认识，大体有河北蓟县、滦水、河南郾城以及北京西南等多种说法。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卢嘉兵告诉记者，琉璃河遗址的发现以及随后进行的考古，使这个千古之谜终于得到破解：地处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最早受封建国的地方，这也是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的源头。

    王晶认为，从燕山南北的商周遗存可以看出，燕都的选址既要靠近北方戎狄与商朝旧势力，还要有较大的地域空间作为战略纵深。琉璃河古城西北是高山，东边是湖沼，开阔地较小，形若壶口，地形很是险要，易守难攻，因此这里应是燕都最合适的选址了。

建立燕文化研究中心

打造北京下一个申遗项目

    近日，伴随着《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2035年）》的发布，遗址核心区的村庄搬迁腾退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明确的燕文化都城包括西周时期的琉璃河遗址和战国燕下都遗址，此外，还在北京镇江营遗址、大兴旧宫遗址、天津张家园遗址、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葬等发现了西周燕文化的聚落或墓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刘文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燕文化的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城市格局、宗教祭祀等研究课题，有望进一步开展。

    据悉，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近期计划包括完善琉璃河遗址地理信息系统；配合琉璃河遗址公园建设开展考古工作；在以往琉璃河考古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摸清重要遗存的分布与保护现状，为科学阐释和展示琉璃河遗址整体格局、历史沿革和社会面貌提供依据等。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告诉记者，2021年3月25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调研琉璃河遗址保护工作时强调，琉璃河遗址是首都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贵物证，被誉为“西周燕国始封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要立足传承中华民族文脉、重现北京历史记忆的高度，充分认识琉璃河遗址保护的重大意义，聚焦打造北京下一个申遗项目，努力建成全国文化中心的一张“金名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遗产。

    陈名杰强调，目前北京正在推动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大遗址公园，还将建设以琉璃河考古基地为中心的燕文化研究中心，为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提供人才技术支撑。

    刘文华表示，未来将加强对琉璃河遗址建置沿革、城址与聚落结构、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布局重大课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进一步揭示北京建城之源，力争将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把这一珍贵文物资源阐释好、保护好、传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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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河遗址几次重要发掘工作

    1945年文物工作者根据地表散落陶片，首次发现琉璃河遗址。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配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对刘李店、董家林等遗址做了小规模试掘，是为琉璃河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肇始。1972—1978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前身）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相关单位对琉璃河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对古城址西北角和东北角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基本明确了琉璃河城址的范围、城墙的建筑结构和始建年代。其中带有“匽侯”铭文青铜器的发现，证明了现今的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为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及建都史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依据。

    1981—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合作组成琉璃河考古队，对黄土坡村东、北侧的琉璃河Ⅰ区、Ⅱ区墓地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数千件。大型墓葬M1193出土精美遗物200余件，其中“克盉”“克罍”两件长铭文青铜器，证实了《史记》中“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

    1995—199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6—1997年）联合组成琉璃河考古队，对琉璃河城内居址进行了发掘，首次发现刻有“成周”的卜甲，将居址内文化遗存分为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和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进一步证明了琉璃河遗址所代表的燕文化的复杂性。

    2001—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遗址附近村落搬迁，在立教村南和京广铁路以西进行了部分抢救性发掘工作，丰富了遗址非核心区的材料，为进一步研究琉璃河遗址空间配置、聚落形态、墓葬区位等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报记者 张景华 本报通讯员 刘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