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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9日 星期一

    袁行霈:

    把生命与学术融为一体

    作者:本报记者 杜 羽 王庆环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9日 09版)

        【新闻人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缓步走到发言席:“我的这点成绩真算不了什么,在北大算不了什么,在全国算不了什么,在学术史上更是不值一提。”

        4月18日,是袁行霈的85岁生日,借着新书出版的机会,朋友们、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未名湖畔给他祝寿。关于做学问,他讲得不多,格局、眼光、胸襟、气象、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从前也讲过,算是旧话重提。他说,这是对自己的提醒。学者们知道,这是袁行霈一生孜孜以求的学术境界,也是对后辈学人的殷殷期待。

    “北大是我学术的故乡”

        “如果说常州是我祖上的故乡,济南是我出生的故乡,那么北大就是我学术的故乡,而北大中文系就是我在学术故乡的驻地。”1953年,17岁的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纲》,原来是从1961年开始给中文系本科生上课的讲稿;《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是1979年讲专题课的讲稿;《陶渊明集笺注》等,在北大讲过多次……历数自己多年来的各种著述,大多与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袁行霈说,这些著作是属于北大的。

        北大在袁行霈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与此同时,袁行霈在北大讲台上耕耘60年,对北大、对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深刻印象。

        “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可以说是袁老师最老的学生。”今年已经75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说。

        四十年前,刘跃进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就跑到北大旁听袁行霈的课。如今,年过花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刘跃进,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北大课堂记忆犹新。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评价,袁行霈展现出兼具传统人文素养与现代学术视野的古典学大家风范,是立德树人的典范,是北大乃至全国人文学科的一面旗帜。

    文史研究别开生面

        “我最初读这篇论文时是不敢相信这个结论的。”袁行霈1996年发表的论文《陶渊明享年考辨》,让“老学生”葛晓音产生了疑问。

        在袁行霈之前,学者们大多采信《宋书》的记述,认为陶渊明享年63岁。但是,袁行霈的研究表明,陶渊明生于公元352年,卒于公元427年,享年76岁。连读两遍,对文中每个论据、每句论断都认真推敲之后,葛晓音被说服了。

        “我认为,在陶渊明生卒年研究的所有论著中,袁先生的讨论是至今讨论最充分、论证最严密的一说。”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认为。

        小时候随父亲诵读古诗,袁行霈就对朴素、平易的陶渊明诗感兴趣;大学后认真读陶集;1981年,开始撰写《陶渊明集编年笺注》;90年代,集中精力研究陶渊明……陶渊明在袁行霈的学术历程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陶渊明是古代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家园,通过他我体察到古代许多士大夫的心灵,我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

        “1980年初,我读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上刊发的袁先生的文章《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叹为观止。”刘跃进说。那时,他正在读大三,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论比较着迷,却苦于找不到升堂入室的门径,“袁先生的文章,别开生面,让人觉得,这才是文学研究的论文。”

    研究的脚步仍在继续

        作为学者的袁行霈,魅力何在?

        “袁先生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学术空间里。他在从事精深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学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世界。”刘跃进认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还记得,在袁行霈主编的《国学研究》上,他亲自撰写的那篇发刊词:“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不会衰落也不能衰落,正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会衰落也不能衰落一样。”

        虽然已经是85岁高龄,袁行霈仍然继续着他的学术脚步,开始了《中华文明传播史》的编纂。

        “这是继《中华文明史》之后,袁老师一直思考和筹划的一件大事。”程郁缀说,早在23年前,袁行霈就首次提出了“文化馈赠”的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打开最新一期《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开篇就是袁行霈的新作,内容正是关于文明的馈赠:“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被中华文明吸纳后,逐渐本土化……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传到欧洲以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种交流的过程是和平的,结果是双赢的,我称之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馈赠。”

        (本报记者 杜 羽 王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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