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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06日 星期二

    一树梨花 满路芬芳

    ——追忆《驿路梨花》作者、作家彭荆风

    作者:本报记者 刘江伟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06日 09版)

        2017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左)看望彭荆风。资料图片

        2017年,彭荆风重返澜沧江、西蒙佤山,追忆他年轻时工作和战斗的往事。资料图片

        “一直想给您写这封信,但迟迟无法动笔。每每面对电脑刚打出‘爸爸’两字,眼泪便涌出眼眶,止不住地流。”

        拿出春节前写给父亲彭荆风的信,彭鸽子有些恍惚。那些与父亲共同经历的困顿时刻、那些陪伴父亲写作的日子,如潮汐般重新涌现在脑海。

        清明已至,郊外梨花盛开。“白色梨花开满枝头,多么美丽的一片梨树林啊!”每到这个季节,彭鸽子都会想起父亲彭荆风写的《驿路梨花》。这篇小说1977年底首发于《光明日报》,后被选入全国初中语文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从此彭荆风也像梨花一样在人们心中绚烂绽放。

        芳菲依旧,物是人非。转眼间,父亲已离开两年多了。“爸爸,我想你。”彭鸽子在信中写道。她把无尽的思念倾注笔端,希冀用信的形式连通此岸与彼岸。

    1、“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

        在彭鸽子眼中,父亲是一个时刻与时间赛跑的人。

        20世纪50年代,彭荆风就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电影《芦笙恋歌》据此改编)、电影剧本《边寨烽火》等享誉文坛,成为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80年代以来,彭荆风先后出版文学作品达30部之多。

        彭荆风每天都有写作计划。他的书房里有张桌子,两米多长,两米多宽,上面满满地摆着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等作品。有时上午写长篇小说,下午又打磨报告文学;今天写散文随笔,明天又开始写短篇小说。只要是文学创作,他都会意气风发,不知疲倦。

        “父亲除了必要的写作采风,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每天都是一头扎进书房写作。他有心脏病,害怕哪天突然不行了,就再也不能写了,所以要把时间抢回来。”彭鸽子认为父亲就是一个长跑运动员,一直跑到生命最后的时刻。

        “我这一辈子好像没有其他娱乐,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写作。”彭荆风生前打趣说,当年担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时,工作很忙,他就早上6点起床写两个小时再去上班。

        军旅作家徐怀中与彭荆风是原昆明军区文化部创作室的战友,始终关注对方的写作情况。徐怀中在追忆时感慨:“早年他被迫耽误的时间太多太多了,已是年近半百,人生的紧迫感油然而生。他挥手之间,摆脱了内心的累累伤痕,急于要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要去采撷边疆社会进步的诗情画意。”

        由于不懂电脑,彭荆风写作时,都是先写好草稿,由彭鸽子打字录入电脑,然后再打印成册,由彭荆风修改。这样来回反复,效率很低。80岁时,彭荆风学会了五笔输入法,可以自己录入一些短篇文章。

        到了晚年,彭荆风写作日程依旧排得很满。写完一篇,稍事休息,读书思考,再接着写第二篇、第三篇……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还写完了4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太阳升起》、长篇散文《初进佤山》、文学自传《文学70年》和自传《彭荆风》。

        “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文学延长了我的生命,让我常青,我觉得很快乐充实。”这是彭荆风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历程的注解。

    2、创作的真谛是什么,他的回答必定是“生活,还是生活”

        如果要问彭荆风“创作的真谛是什么”,他的回答必定是“生活,还是生活”。

        20世纪50年代初,彭荆风在原云南军区的《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待了一年多时间,彭荆风觉得这里没有生活,写的作品也是听来的。思来想去,彭荆风决定离开军区去边防部队。

        彭荆风经常随同部队活动于班同、图地、打洛、班帅等拉祜族、佤族村寨。部队在佤山的一些大部落分驻了民族工作组后,他又成了联络员。多数时间,他一个人背着一支卡宾枪、四枚手榴弹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行走。

        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梅里雪山,以及滇东北乌蒙山系的峰峦垭口,无不记录了他内心深深的震撼和无尽的遐想。高天流云,浓雾飞瀑,连同各民族质朴的语言与歌声,古老而又富于神秘色彩的多种民风习俗,全部注入他的文章中。汪曾祺先生还专门题赠一副对联给他:“心情同五柳,足迹遍三迤”。

        “有这样的深入生活条件,对我的写作深有帮助。这也是后来的一些作家临时去佤山采访,所不能比拟的。我也从中感悟到,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作家不仅要积极投入,还要在工作中加强了解,用心思考,才能够比一般的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特异之处。”彭荆风在文章中写道。

        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原本是讲佤族故事的。但当时佤族还未定界,文艺作品不好呈现。与他合作的林予建议,把剧本的故事改成景颇族。

        换了民族,剧本又要推翻重来。有人就说,按照原来的故事框架和思路,把民族改下就行。彭荆风坚决不答应:“既然写景颇族,就要把景颇族的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就这样,主创团队深入到景颇族居住区,详细了解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影片的剧本。

        “创作是个长期的意志磨炼过程,唯一能支持你自己走到底的不是虚名,也不是身份地位,是别人没有而你独有的生活。”彭荆风常常以此来劝诫学生,也警醒自己。

    3、“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

        彭荆风一直有个念想,把云南和西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写出来。

        20岁时,作为解放大西南的战士,彭荆风参与了这场消灭了近一百万敌人的战争。他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和逝去英雄的悲壮。不过,他认为这场战争应该由级别更高的老同志来写,像冯牧,曾是新华社十三支社社长。

        这些年来,很多老同志相继老去,彭荆风等着干着急,最后决定自己来写,而当时他已是71岁高龄。

        彭荆风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重走作品中所涉及的战地。他一次次重返,又一次次出发,细致地采访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材料不是问题,关键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含糊。那一天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查清楚,有时候一个番号要查一天时间。”他经常说,“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战争容不得虚构。”

        随着写作渐次铺展,他发现这项工程如此浩大,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书里涉及620个人物。为了让每一个情节、事件都有出处,又能描写生动,他都要去核实,不厌其烦地查询修改。彭鸽子当时不解,为什么一部作品要写那么多人物?

        彭荆风告诉她,那场战役中,牺牲了很多战士,其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未成家。如果我不把他们写出来,谁还会记得他们。我想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寄托对他们的哀思,这对他们的后人来说,也算是一个安慰。

        历时12年,《解放大西南》终于问世。在创作过程中,他十易其稿,仅手稿就重达27公斤。彭鸽子告诉记者,其实比十稿还要多,每次都是整书修改。

        2010年,这部著作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词如此评价:“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全景式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壮阔图景,将战争融入民族史、军事史、情感史去抒写,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显得十分可贵。”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看过作品后感慨:“感谢彭老把解放大西南的历程艺术而又忠实地记录下来,弥补了战争年代里信息缺失的遗憾。这对后来人回顾并记住那段恢宏的历史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现在,作品已经放在了我们的眼前,打动着我们的心灵,激荡着我们的血液。”

        2018年夏天,彭荆风永远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文学生命依然在延续。他留下很多未发表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彭鸽子正在加快整理出版。“希望后人能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时时感受到一个梨花盛开的季节。”彭鸽子说。

        (本报记者 刘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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