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推迟”背后是社会学命题

    日前，民政部公布了我国去年的结婚登记数据。全年813.1万对的结婚登记数量，比2019年减少了112.9万对，创下了17年来的历史新低。这固然受到了疫情期间全国多地婚姻登记处长时间关闭的影响，但也基本上延续了2013年之后结婚登记数量不断下降的趋势。一时间，“中国正成为单身大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言论又开始在舆论场中持续发酵。如何解读这些统计数据？中国的婚姻状况究竟在发生什么变化？

    2013年以来婚姻登记数量的逐年下降，既源于主要适婚人口（20至39岁）数量减少的客观原因，也受到“婚姻推迟”乃至不婚等因素的影响。“婚姻推迟”是指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根据截至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至1984年出生的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相比于1940年至1944年出生者，分别推迟了1.9岁和3.3岁。可以推测，随着85后与90后初婚年龄的公布，这一趋势将更加凸显，并且会在未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婚姻状况的一大显著特征。

    “婚姻推迟”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社会更加重视年轻人的教育投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可避免地使个体结婚成家的时间点向后推迟。而且，经济水平的提高也相应地提高了人们对于结婚条件的要求。在“房子、车子、票子”成为21世纪结婚“三大件”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与养育成本，使得很多适龄青年不得不选择推迟结婚的时间。比如，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最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地区的“婚姻推迟”幅度更大。这4个城市中，出生于1980年至1984年的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分别为27.6岁与25.7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推迟了2岁以上。另外，经济发展区域性与结构性不平衡所产生的城市“剩女”与农村“剩男”问题，也对推迟初婚年龄造成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个体化趋势，促进了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随着个体化程度的提高，年轻人对于自己何时缔结婚姻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在“996”工作制度与狭小的社交圈内，如果不依靠更多外在助力，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在“婚姻推迟”的整体趋势中，女性的推迟幅度更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收入水平等方面与男性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某些方面出现了反超。这使得她们更期望在职场上有所成就，获得经济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非早早进入婚姻、生育子女。不过，她们在拥有自主选择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婚姻推迟”带来更多的生育风险与健康代价。在一个“婚姻推迟”“生育推迟”趋势不断增强的社会中，如何保障高龄产妇和胎儿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未来一段时期，“婚姻推迟”的趋势仍将持续。对于这一趋势，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去评价。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并将带来进一步的挑战。比如，面对结婚的经济压力、社交焦虑；高龄女性生育风险的增加；潜在的不婚不育对生育水平下降趋势的强化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为此，我们需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回应“婚姻推迟”背后的问题与挑战。需要鼓励和提倡适龄婚育，进一步推进婚育支持性政策的出台；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满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加强对企业加班现象的监管，提倡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保障孕产妇群体的特殊权益及母婴安全，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婚育问题关系到适婚人群及其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我国婚姻家庭的整体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杭苏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