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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西方史学自古希腊发端迄至今日，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到了近现代，新史学思潮萌芽并成长壮大，使西方史学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那么，什么是传统史学？什么是新史学？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于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对于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学者来说，怎样看待国际史坛涌现出的这种新潮流、新变化、新趋向？围绕这些问题，几位青年学者进行了在线讨论，并请专家给予点评。本版今日刊出，以飨读者。
与谈人：
陆启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吕和应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张 弛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持人：
李子建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博士生
1.“传统史学”与“新史学”是相对概念
主持人：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史学与新史学。请各位老师首先谈谈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吕和应：“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并非泾渭分明的史学范式。在范式更迭频繁的时代，号称“新史学”的范式有可能在短期内就被后起的范式定性为“传统史学”，即某种程度上有些落伍的史学。除了这种主观上强调“新史学”优于“传统史学”的观点之外，客观上，西方史学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在史学观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确经历了一次次变革，所以将前后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史学范式划分为“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亦非全然不妥。例如，在德国史学界，史家们很少以“新史学”概念来标明新的史学范式，不过威廉·吉泽布雷希特还是在1859年明确使用了“传统与现代史学”这样的区分：在他看来，前者是以18世纪哥廷根史学为代表的旧史学，而后者则对应于19世纪初尼布尔和兰克所开创的“德国现代史学”。作为兰克的弟子，吉泽布雷希特此番区分难逃抬高以兰克为首的新史学派而贬低哥廷根史学派的嫌疑。尽管有学者强调尼布尔和兰克与启蒙史学之间的微妙联系，但德国现代史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史学始于尼布尔和兰克却是不争的事实。
张弛：确实，我们不能过于高估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替代关系。例如，伯克把年鉴学派的诞生看成是一场史学革命，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着不足，因为把它称作史学革命，就太强调与之前的对立，而看不到联系。年鉴学派在19世纪末法国有关史学方法的论战中萌芽。当时，正统的史学方法过于关注局部，缺乏整体性。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不过，也应当注意，新史学其实继承了19世纪史学传统的某些特质。对于当时的历史学家来说，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尝试理解政治局势中反复出现的动荡，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孤立地分析这些问题，而是把政治放在社会、制度以及文明的演进中加以考察。法国史家米什莱在1869年出版的《法国史》中说，他要把法国史放在自然和地理环境中去研究，从“充满活力的统一体”中去研究。不难发现，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也正是持这样的观点和看法。实际上，这种视角也不是19世纪独有的。孟德斯鸠在分析《法的精神》的时候，就已经阐述了类似的看法。所谓“法的精神”，就是法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考察法就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的角度，即在分析问题时更注重结构和关系。在法国，新史学在很多方面均延续了之前时代的史学特质。
陆启宏：所以说，西方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以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根据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和周兵教授的观点，西方史学自19世纪末以来大致经历过三次转折：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及20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在历史学观念的转变、研究内容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历史学家不满于兰克学派的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在史学观念方面，克罗齐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相对主义反思了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同时，德国的兰普勒希特、法国的贝尔和美国的鲁滨逊倡导在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更新传统史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史学出现了新的转折。在研究的主题内容方面，“新史学”关注普通民众，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打破了“传统史学”只关注精英人物和政治史的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则吸收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技术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1979年，英国史家劳伦·斯通宣告“叙事史的复兴”，促使西方史学发生新的转折，新文化史是代表。与传统的文化史相比，新文化史是“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即伯克所解释的“过去经常被认为是客观的东西——硬性的社会现实，如性别、阶级或共同体——现在都被认为是文化‘建构’”。
2.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实践与方法
主持人：正如上述各位老师所言，史学的“新”“旧”只是相对的概念，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指向。不过，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我国学者普遍接受或者就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而言，“传统史学”是指发端于西方、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史学，“新史学”则主要是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起来的史学新领域和新方法。在廓清了二者的概念之后，各位老师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介绍一下新史学在西方史学界的研究实践中是如何展开的？
张弛：以我较为熟悉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为例。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范式转型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中叶。在此之前，经典范式是把革命看成是一场资产阶级主导的戏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兴起，主要参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没落保守的封建贵族。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通过分析革命前社会阶层的变化、革命参与者的身份以及贵族状况，发现革命前的有产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激进，革命前的贵族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没落保守。把这两部分综合起来，发现有产者和贵族的区别好像并不大，换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导致革命的社会原因。那么如何解释革命？于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从文化中寻找原因，从而引起解释范式的进一步改变。文化解释逐渐取代了社会解释。学者们分析了革命前的阅读、书籍、沙龙、公共舆论等各种文化现象，他们甚至进一步分析言辞、观念，对陈情书进行“序列史”分析。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政治文化的概念。要说在解释革命起源这个问题上，新的范式是否更有说服力？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新的范式注意到了一些新材料，也借鉴了新的方法。
陆启宏：范式转换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的研究中也有体现。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材料，主要是使用审讯档案等材料。比起猎巫者的宣传册、猎巫手册等传统史料，法庭的审讯材料有着明显优势，因为审讯材料更客观地记录了巫术审判的一些情况，如审判的地点、受审者的情况、案件的大致情况、审讯记录、审判的裁决、没收财产的清单等。二是研究方法，即使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等。值得一提的是，“巫术”这一研究主题本身就是“新史学”的产物，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传统上被视为无意义的、不相关的或至多是不重要的奇闻轶事的行为和信仰（如魔法和迷信）被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经验加以分析”。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巫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历史学家倾向于进行地方性研究和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历史学家通过运用跨学科方法将巫术放在近代早期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例如气候变化、宗教背景、乡村冲突、国家建构、父权制等。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巫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认为，“关注的对象应该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为了理解过去的巫术信仰，我们需要从语言开始。我并不是仅仅指表达它们的术语，它们所假设的意义体系，还有语言如何使信仰获得认可的问题”。
吕和应：我想举一个关于新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例子，即关于犹太大屠杀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历史学家，还包括事件亲历者、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于是我们可以读到历史学家撰写的严肃历史著作，在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的回忆录，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及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关于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还有大量关于犹太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与历史学家在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具有绝对权威性不同，他们在犹太大屠杀研究领域并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因为那些幸存者的回忆录在某种意义上（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所谓的“零度写作”层次上）也具有重要的“话语权”。这样一项综合研究迫使历史学家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成果和资料被运用到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之中，也使得这一研究更为丰富且立体。
3.怎样看待西方新史学
主持人：近年来，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对我国国内史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国内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世界史学者对西方新史学范式的接受和掌握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实践与方法呢？
陆启宏：西方新史学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以及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杨念群、黄兴涛和毛丹主编，2003年）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新史学的接受和实践。在新史学的各种流派中，对中国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新文化史，张仲民教授的《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2013年）一文专门介绍了中国大陆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世界史学界早期以译介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著作为主，不过近十年来，也开始尝试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记忆史为例，近两年发表的文章有孟钟捷的《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谈二战记忆的真实性问题》、黄艳红的《记忆建构与民族主义：近代塞尔维亚历史中的科索沃传奇》以及张倩红的《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等。
张弛：在我国世界史学界，法国史研究的新史学转向开始较早，这与张芝联先生的引介之功分不开。不过，从材料出发考察具体的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心态史为例，张芝联在《法国年鉴学派简介》（1978年）一文中就开始引入心态史。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心态史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再比如书籍史，国内翻译了不少书籍史作品，但是经验研究也不多。还有一些新史学问题如戏剧、教育，国内有学者已经有所关注，但研究力量较为分散。另有一些领域的研究相对集中，如性别史。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者就有人研究女性史，尤其是大革命时期的性别问题，这或许同法国大革命颁布过《妇女权利宣言》有关。除此之外，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还有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的研究，包括法国革命节日、1789-1794年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等，也都是比较新颖的问题。当然，我关心的领域很有限，所以判断不一定全面。
吕和应：这种情况在史学理论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以概念史为例，如今国内的概念史研究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领域、时段的历史都可以用概念史或者近似方法进行梳理和探究。其中显示出如下一些特点：首先，概念史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中国史方面，尤其集中在晚清和民初的时段。因为这一时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外来思潮遭遇、碰撞和融合的情况最为突出，有利于探究概念的流动、传播与接受。而在世界史研究中，概念史的相关讨论更多处在理论引介阶段。尽管像科泽勒克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关于概念史的源流及其核心概念（经验空间、期待视域）的分析仍存在难解与误读的地方，其与别的思想流派的关系——比如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英美分析历史哲学以及德国社会史学派——有待廓清的地方还有许多。其次，如何看待和评价概念史的讨论尚显不够。概念史本身具有怎样的认识论前提与其发展息息相关，如果不能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与掌握，很难有效地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利用好概念史这一研究工具。而这需要相关研究者对其起源、发展和因应问题的背景有进一步的挖掘，同时也要求学者具备一定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知识储备。如果不能达到上述方面的要求，那么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推行新方法、新范式都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难免会有削足适履和生搬硬套之患，更无法与现实情况有机结合。
主持人：正如刚才各位老师所谈到的，性别史、概念史等新史学研究在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正处于探索阶段，不过其蓬勃发展的趋势却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在从事世界史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这种新潮流、新变化、新趋向呢？
吕和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西方新史学潮流与趋向对于我们开阔世界史研究的眼界、提升自身的认知水平带来了有益启迪，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对这些思潮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甄别，杜绝生搬硬套和全盘照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结合史实与语境对新史学理论进行探究与考察，客观公正地看待各类西方新史学观点的优劣，吸收其中的有益成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张弛：在中国未来世界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如何把握西方最新理论与思潮仍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应结合中国自身国情与现实需要，取法西方史学的长处，避免被牵着鼻子走，沦为亦步亦趋的模仿，甚至过度吹捧业已脱离时代的观念与理论，亦即在“原创性、时代性”上积极发力。此外，在运用新史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把握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了解传统史学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知道既往的研究，就不知道怎么提问题，不知道如何分析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解释材料。如果你把法国无套裤汉误认为社会底层，怎么可能做好关于他们的文化史研究呢？如果你不知道国民公会斗争的焦点是什么，那么分析节庆很有可能只是浮在历史表面的。套用邓广铭先生的说法，世界史研究也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制度、目录。史学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单纯创新，创新的前提是解决问题。而没有积累大量的、集中的材料，研究也很难站得住脚，更谈不上创新。
陆启宏：近年来，我们在谈到新史学造成的弊端时，最为史家们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尤其在微观史学领域。还有跨学科问题，在学科日益分化的今天，采用跨学科方法对于历史工作者而言任重道远，它要求历史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汇合中实现突破和进步，这对培养和训练未来的历史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认真搜集和整理史料，扎实打好史学基本功，注重了解国际史学前沿的基础上，努力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话语体系。
主持人：各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我们介绍了西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概念，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实践以及怎样看待西方新史学，让我们这些青年后辈对二者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令人受益匪浅。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专家点评
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史学“新”“旧”问题的出现，首先是学科内在逻辑演化的结果，人类关于过去知识的丰富与提升，对历史学家的才、学、识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史学也亟待开放边界，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完成自身形态的更新。同时，史学的“新”“旧”嬗变也是时代的需要和产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一代人亦有一代人的史学。因而，史学需要顺势而为，因势而动，对过去的事件作出新的解释，对现实的问题作出新的解答。唯如此，史学方可展现其历久弥新的活力和魅力。
就中国史学而言，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新”“旧”议题始终与“中”“西”问题交织在一起。梁启超所谓之“新史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传统史学纳入现代史学的“公理”“公例”中，实现民族自立与国家自强。及至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新史学”即从一味取法西方，转到对传统史学的重新理解和创造性转化上。西方史学作为一个重要参照，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的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等接踵而至，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冲击和影响。相应地，中国史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取长补短，迎接挑战，力图达成自身的完善。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也在中西交互频仍的境况下日渐增强，建构一种立足中国、兼容并蓄的史学新样态，成为这一代学者更为急迫的任务。
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以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经验为己任，成为沟通中西史学的有效桥梁。他们既能够从中国看西方，也可以从西方观中国，因而兼具主位客位的双重视角，也更能体验到中西、新旧之间的张力与碰撞。中国世界史学者所处的这一特殊位置，使之更具理论与实践上的自省精神，从而在推进中国史学从传统到当下的赓续，从本土到全球的跨越中，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从历史上看，中国史学向来有着博采众长、美人之美的内涵与气度。正如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并非替代关系，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间也理应形成一种良好的互补关系。相信中国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新旧为经，中西为纬，织出中国史学更加绚丽的画面。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艳红：几位青年学人从各自的研究实际出发，分享了他们对西方史学中传统史学与新史学这对概念的理解，分析了西方新史学在国际国内学界的呈现形态及其运用。他们一致认为，不应将传统史学和新史学作截然的两分，或在二者之间划定一道明确的时间界线。在史学这场运动中，新旧关系就像历史进程本身一样，即便是在言说新问题、使用新方法，也都是基于对旧问题的反思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当下的新史学，也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是从传统史学或旧学中演化而来的。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学科的内在发展脉络来理解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还应关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乃至某些国际性思潮和趋势的影响，把新史学视为对学科内外挑战的应答。在这方面，1900年前后德法两国的历史学方法论之争，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语言学的影响，以及当下的全球史和跨国史潮流，尤其具有代表性。
正如三位青年学人指出的，西方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二战后人文社科的理论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他们的观察或许已经切中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现代史学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和突破的进程。这让人想起科泽勒克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现代（Neuzeit）何以是新（neu）的？因为现代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不断发现和追求新事物。因此，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这对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立足中国的经验反观西方。在中国史学史上，明确提出“新史学”概念的人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可以思考的是，西方各国有没有类似于梁启超那样明确提出“新史学”的人呢？有法国学者认为，西方史学作为一门学术工作，在1100年左右的修道院中就已经诞生了；也有人指出，17世纪本笃会的文献学家们已经奠定了现代史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但很少有人说那两个时代的史学是“新史学”。“新史学”概念开启了一个有意识的创新时代，这个时代延续至今。对于西方史学，是否可以辨识出类似的“新史学”的创生时刻呢？这样的设问更像是话语或概念史的探讨，与新史学的内容没有直接联系，但它对理解现代史学的发展不无裨益，也契合今日新史学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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