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乡土生活的“毛细血管”

    【农村城镇化】

    长篇小说《京西逸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是凸凹“京西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京西之南》笔意在“史”，家族史、革命史、建设史及改革开放一脉贯之，彰显出鲜明的红色基调；《京西文脉》笔意在“文”，叙写了京西永定河流域的文化根系和文人群像；而《京西逸民》笔意在“民”，描写普通百姓的命运浮沉与人性幽微，直面当下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反映“农村城市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这个重大主题。作者深情的目光投向京西这块热土，以之作为文学的富矿深度挖掘，建立他的“京西谱系”。凸凹在创作上有明确的志向：“为乡土立传，为生民塑魂。”“让世界读懂了京西，就是读懂了乡土中国。”“京西三部曲”中，《京西逸民》通过别致的人物刻画和精心的艺术构思，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具时代感、更在场、更及物的乡土中国。

    作家写乡村一般有返乡式和本土式两种视角。凸凹属于后者。他生在乡村，长在京西，几十年的浸润使他和脚下这块土地达成了深度的心灵默契，但他又摆脱了安泰式的被土地牵绊的局限。《京西逸民》围绕着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腾退、旧城改造、拆迁回迁所出现的尖锐的矛盾纠葛和利益冲突，展开紧张而有序的叙事。作者既“挑事”，也就是提出问题，又“办事”，即解决问题，做生活的观察者、书写者，又是参与者。作品裸露出乡土生活的“毛细血管”，纹路肌理纤毫毕出，这种与现实毫无疏离感、违和感的写作，让我们感到了在场和及物。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京西逸民》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塑造了拾荒者绳子的形象。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爱读书，且读的是些高雅深奥的书，如《费尔巴哈哲学论文选》《鲁迅杂文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读书令他骨子里有一份浪漫，一份高贵，更有高于常人的识见和眼光，成为捡破烂儿的哲学家。他之所以沦为拾荒者，是主动的选择，因为与大兰子的初恋和爱情，放弃了一切。但他不沉沦，不悲戚，反而从容与盈满，“唇红齿白，口气清爽，行走自如”。读书支撑了他的尊严，让他的灵魂得以升华，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他自己思忖：“也真是的，怎么就偏偏把两种身份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既是捡破烂儿的，又是读书的。捡破烂儿的不可怕，再能捡，也只能是为活着而活着；一读书就不一样了，不仅自己活着，也关心别人活着。”贫困而又富有，平凡而又奇崛，庸常而又智慧，这些看似矛盾两极的东西在绳子身上和谐共生。

    绳子在拆迁回迁的矛盾斗争中，充分运用他在书籍和民间获取的双重智慧与力量，为难题的解决助力。他的“智能捡拾”也最终使他升级成了一家公司废品收购经营部的经理。这个形象充分说明，乡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只是外在的高楼林立、设施高端，人的现代化才是最重要的。

    现代作家郁达夫曾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法国作家福楼拜也说过一句大家熟知的话：“艾玛·包法利，就是我。”这些说法都旨在说明作者与人物内在的密切关系。应当指出，绳子这一人物形象，尽管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存在，但还是从他身上可以窥探出作家的影子。作品甚至让“作家凸凹”现身了一下，但更多隐藏在他精心塑造的人物身后。绳子拾荒者的一面，是作者叙写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入口，而读书人的一面，又给作者借此直接嵌入自己的思考提供了渠道和出口。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独特而又巧妙的艺术构思。费尔巴哈的“双重矫正”理论、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曾国藩的文集等，成为作品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思想武器。费尔巴哈的“双重矫正”理论可谓作品的“魂”，有一种统摄和提升的重要作用。所谓“双重矫正”是说，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内在和外在的双重矫正，既受到人类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又受到人类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京西逸民》中的“双重矫正”，于道德层面上，作者对主要人物在道德水平和行为方式上予以矫正，从而趋善向好，人性的美从芜杂中冲脱出来，得以凸显升腾；于社会层面上，表现了城乡“双重矫正”的意义，即在新形势下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生成、反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冲撞、重置。这些正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回避的深刻矛盾和重大课题。

    凸凹的“京西三部曲”虽已完成，但他的“京西谱系”仍然是进行时态，还会不断添加新的动人乐章，因为变动不居的火热生活、如潮不息的新时代“乡土中国”依然在向他发出热烈的召唤。

    （作者:刘江滨，系河北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