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文明互鉴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途。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

    世界文明体系如同百花齐放一般，独立却又包容，共生共存，一同构成了灿烂绚丽的人类文明；而各种文明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冲突，彼此存在着交流融汇的契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就扮演着文明互鉴大会场的角色。季羡林先生曾经在《敦煌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书中讲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不断向东西延展，在数千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中不断养护着东西方世界。这条道路上不仅有用来进行贸易的丝绸、茶叶、瓷器、青金石、金银器、碧玉，还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人群的文化，可以说，丝绸之路构建起了一架文明融合的桥梁。丝绸之路千年的发展历史正是一部文明交流融汇的历史，也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和而不同，是文明互鉴的原则。孔子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于个体认识的局限性，也因个体立场的不同，“君子”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许存在差异，但是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小人”虽然表面上认同彼此的观点，但是内心却挟持偏见。这是古代先贤的做人准则，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就对此作了一个完美的阐释。佛教来自古代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和古代汉地文化融合，形成富有特色的佛教文化。莫高窟虽然是一所佛教殿堂，但是它并没有排斥其他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以莫高窟第285窟和249窟为例，在这个佛教殿堂里，工匠依据佛教典籍，对传自古印度的佛教图像加以改造和创新绘制出来，同时按照《山海经》等汉地典籍，又绘制了神仙世界的图像；不仅如此，他们还吸收了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中的图像元素，还有学者指出这里也可见来自古代希腊地区的图像元素。置身于这些洞窟，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几种文明在此形成鲜明的“撞色”效应，反差虽然很大，但在古代工匠的丹青妙笔之下，却又充满和谐。佛教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此，一窟一世界，可谓得之。

    开放包容，是文明互鉴的前提。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与借鉴。文明的发展也不可能建构在“闭门造车”基础之上。只有对外开放，互相包容，彼此之间才会增进了解，开展对话。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大国风貌。究其原因，开放的对外政策，海纳百川的气度，是其中之一。唐朝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人们心目中东方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绚丽迷人，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到访者。他们有政府使节、商人、艺术家、僧人，还有来华留学生。为了处理日益纷杂的外交事务，唐王朝专门在中央设置了鸿胪寺。此外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定，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交通网络畅通发达。据记载，唐朝和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使交好。汇集在长安的外国人部分短暂停留，也有人长期定居并逐渐融入当时生活，有的经商，有的甚至入朝为官。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諴，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曰：‘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也就是说唐代朝堂之上外籍官员不在少数，主要来自古代大食、波斯、新罗、高丽、百济和日本。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中国生活了50余年，官至唐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作出了贡献。

    在包容的环境之下，普通外籍民众入华之后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宗教信仰方面。长安城内佛教寺院遍布各处，著名的有大兴善寺、慈恩寺、西明寺、大云经寺、青龙寺、荐福寺、兴福寺、千佛寺、光宅寺等。外籍人口的大量涌入，也促进了新兴宗教的传播。今天的中亚地区，在唐代时生活着被称为“粟特”的民族，他们善于经商、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光明。他们牵引着骆驼和驴子，驮运着商品，从中亚地区一路向东，在丝绸之路的沿线建立起自己的聚落。长安就是粟特人聚集的城市之一。李白《少年行》有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所谓胡姬就是粟特商女，可见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唐人的生活之中。据学者考证，粟特人主要生活在长安西市这个贸易集散地周围的坊间，而且这里还建有举行宗教仪式的祆祠。除此之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显示，长安还立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信奉者主要是波斯人。如此一来，长安宗教就形成了一派色彩斑斓的景象，这种景象的产生无疑和大唐的开放与包容不无关系，而长安仅仅是漫漫丝绸之路上的一站。

    经贸合作，互惠互利，是文明互鉴的有效途径。丝绸之路繁盛的时代，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在维护丝路沿线国家的和平稳定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炀帝曾经派遣裴矩在甘肃张掖设立互市，管理对外贸易，裴矩依照胡商所述西域各国情况，撰成《西域图记》。此后盘踞青海的吐谷浑向北扩张，一度中断丝绸之路。隋炀帝因此派兵击败吐谷浑，并邀请西域各国使者商人游览东都。唐王朝实行积极对外开放政策，在边远地区设置互市监、市舶使。需要说明的是，络绎不绝的使节带来的不仅是遥远国家的友好问候，更有迫切的经贸需求。据专家研究，唐朝时期来自欧洲以及亚洲周边国家的使团入华之时，在沿途和长安都会开展贸易活动；在向唐王朝贡献方物之后，唐朝皇帝又会对这些国家君王或者使臣赐爵封赏，回赠大量金帛财物。这种外交活动不仅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还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

    经贸合作，交换有无，自始至终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需求。任何一种文明不可能生产自身所需要的所有物品。也正因此，来自西方的石榴、葡萄、黄瓜、胡椒、西瓜……摆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正因此，我们欣赏到了琵琶所发出的美妙声音，“大珠小珠落玉盘”；更是因为这一点，当陆路丝绸之路被阻断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迅速成熟，中国的瓷器和茶叶乘风破浪，源源不断输往欧洲。

    人类文明的交流融汇是不可阻挡的，和平相处是发展的主流。孔子有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千年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自信，张开臂膀，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到访者，在人类文明交流融汇的进程中不断扮演着大国应有的角色。

    （作者：魏迎春，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