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下考古的“十三五”足迹

    【考古中国】

    编者按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发展十分重要。总结回顾“十三五”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以期更好谋划“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本刊特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建忠撰文，梳理中国水下考古走过的三十年历程，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的发展态势和取得的成就。

一

    1987年，也就是“七五”计划的第二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下，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应运而生；历经30多年发展，无论是机构、基地、装备等硬件建设，还是人才、技术及科研等软件建设，均取得了显著进步。如果按五年时间维度简单梳理已走过的七个五年，则大致可概括为：

    第一个五年（1986-1990）奠基立业。包括以下重要事件和工作：缘起新华社《参考清样》第330期《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一文（1986）、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1987）、“南海Ⅰ号”沉船发现（1987）、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颁布（1989）、中日联合调查“南海Ⅰ号”沉船（1989）、中澳联合举办“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1989-1990）。由此可知，1987年是为中国水下考古元年，而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则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水下考古学科的奠基人。

    第二个五年（1991-1995）初试锋芒。1992-1995年，持续四年，由第一代中国水下考古队员组成的考古队，对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进行的水下考古发掘。俞伟超先生称此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它亦列入“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第三个五年（1996-2000）枝开叶茂。主要进行了白鹤梁题刻水下考古调查（1996）、西沙群岛及海域水下考古调查（1996、1998、1999）、香港大屿山竹篙湾水下考古调查（1999）等。

    第四个五年（2001-2005）探寻真容。主要是重启“南海Ⅰ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2001、2002、2003、2004）、最终确定“南海Ⅰ号”整体打捞（2005）。

    第五个五年（2006-2010）风华再现。主要是确定“南海Ⅰ号”整体打捞方案（2006）、“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出水（2007）、“南海Ⅰ号”第一次室内试掘（2009）并验证了沉船整体打捞成功。此外，西沙华光礁一号沉船考古发掘（2007、2008）、广东“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发掘（2010）、中肯联合肯尼亚拉穆群岛水下考古（2010）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

    第六个五年（2011-2015）重组强基。主要指水下考古专业机构重组和考古专用船建设，包括中央编办批复同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加挂“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2012）、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独立建制（2014），“中国考古01”专用工作船建成交付（2014），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并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5）。

二

    第七个五年（2016-2020）多维拓展。这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五年，是承上启下的五年，是中国水下考古由第一个30年向第二个30年跨越的五年。具体来说，取得如下重要成就：

    “南海Ⅰ号”全面发掘。“南海I号”的发现、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是我国水下考古30多年的缩影与典范。

    自2014年进入室内全面保护发掘以来，按照发掘、保护、展示三位一体的先进理念，考古队将多学科、新技术、新方法手段综合运用于发掘工作中，获得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迄今为止，船货发掘清理已全部结束，共出土瓷器、铁器、金器、铜器、竹器、漆木器及动植物遗存等各类遗物18万余件（套），其中发现的一件瓷器上墨书南宋淳熙年间“癸卯”年款（1183年），这为确定沉船时间提供了准确依据。据此，发掘者认为“南海I号”是一艘始发于泉州港的南宋商船，在即将驶向远洋时沉没在“放洋”之地的广东上下川岛海域，这里是唐代以来“广州通海夷道”的必经之处，沉船满载的货物真实再现了我国南宋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景象。同时，保存较好的船体和船舱结构，为研究我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甲午沉舰系列调查。中日甲午海战是世界进入蒸汽机铁甲舰时代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此战不仅直接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且晚清就此走上灭亡之路，对近代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无疑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时间轮回两个甲子，自2014年起，中国水下考古学家对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沉舰连续展开系列水下考古调查，在丹东、大连、威海等海域先后发现并确认了致远、经远和定远三艘北洋水师主力战舰残骸，其中致远和经远舰的发掘陆续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系列调查工作开创了中国海域近现代沉舰水下考古的先河，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水下考古调查发掘方法，是中国水下考古对研究近现代沉舰及其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特贡献。此外，与甲午沉舰水下考古相关的展览活化了历史场景，成为教育警示国人的最好教材，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深海考古零的突破。中国水下考古前30年工作范围基本局限于近海浅水区域，面对平均深度1200余米、面积逾20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只能望洋兴叹。然而，在广阔的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无疑沉没着大量古代商船，如何进入深海获取这些沉船信息遂成为中国水下考古当务之急。

    为了中国水下考古向深海的挺进，2018年1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合作，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4月即在西沙北礁海域联合实施了首次深海考古调查。水下考古学家借助“深海勇士”号载人潜器，累计下潜7次，最大深度1003米，下潜时长共计66小时51分，采集到多件文物标本。本次深海考古的成功实施填补了我国深海考古的空白，意味着中国水下考古迈开了向深海进军的步伐，体现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深海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对中国深海考古的后续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中沙塞林港合作考古。为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达成的中沙两国文化交流共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沙特国家考古中心联合组队，于2018年3月、2019年1月两次对位于沙特红海之滨的塞林港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中沙考古队员通过陆地考古、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等综合技术手段，从陆地、海洋、空中对塞林港遗址进行了全方位调查、发掘与研究，发现并确认了古海湾、古航道和被流沙掩盖的季节河遗迹，发掘揭示出大型建筑遗址，并清理出一批珊瑚石墓葬，出土了中国瓷片、波斯釉陶、阿拉伯陶瓷器、玻璃器、串珠、青金石、红玛瑙等贸易品，初步显现出红海之滨海港遗址的历史风貌。塞林港遗址墓碑和出土物表明这里是一处9-13世纪的海港遗址。

    中国文献《瀛涯胜览》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期间（1430-1433年），副使王景弘委派通事马欢等七人，自印度古里港启航，横渡阿拉伯湾进入红海，至塞林港北部的秩达（吉达港）登陆，赴默伽（麦加）、蓦底纳（麦地那）朝圣，并画得麦加天方真迹图——《天堂图》而还。显然，塞林港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考古资料。

    “十三五”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2017、2018），除中国学员外，还招纳了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泰国、柬埔寨四个国家的6名学员，开启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领域合作的新篇章；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主题研究”，确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内涵与时空框架，为海丝申遗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启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沙群岛出水陶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通过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发现，来研究该海域出水陶瓷器及古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贸易状况；加强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创刊《水下考古》，成立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开设《水下考古学概论》。此外，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水下考古探测关键技术研发”获准立项，拟联合国内多家海洋探测领域科研院所，共同解决多年来困扰水下考古调查探测的技术难题和发展瓶颈。

三

    十四五开局在即，如何发挥文物考古事业在“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的巨大作用，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未来遵循的重要依据。我们应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聚焦我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科学制定我国“十四五”时期文物考古事业发展规划与具体任务，迈开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作者：宋建忠，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