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12月20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家医院因手术并发症去世，享年90岁。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一生致力于东亚问题研究。他不仅在日本享有盛誉，同时也还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的离世是国际学术界和战略界的重大损失。我在去年对傅高义进行过专访，对先生的治学态度与为人品行印象深刻。

    去年7月，近百位美国学者、前外交官和商界人士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敦促美国政府平衡与中国的竞争和合作，傅高义是这封信的执笔人之一。早在赴美常驻之前，就久闻傅高义的大名，并且期待着有朝一日一睹大师风采。有了公开信这个由头，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傅高义发了一封约访邮件。没想到傅高义次日就回复称可以在其家中见面并客气地询问了合适的时间。在邮件中，傅高义谦虚地表示虽然自己的中文不完美但还是希望用中文接受采访。

    那是一个夏日午后，我如约来到傅高义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这是一座位于市区的普通别墅，与周围的民居别无二致，但一想到别墅内的主人学贯中西、名满天下，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我摁响门铃，开门的正是傅高义。眼前的这位学界泰斗身形消瘦，个子高高，或许是因年事已高，背已经有点驼了，但整体感觉精神矍铄，眼神坚定而温和。傅老非常随和，热情地请我到客厅落座，用流利的中文询问我老家哪里，在美国的工作和家庭情况等，就像是一位慈祥的中国长者。

    面对这样一位大家，一开始提问时我难免紧张，但傅老娓娓道来的回答方式渐渐消除了我的不安，令整个谈话气氛舒适自然——我想，这或许就是大师的魅力。

    在东亚研究领域，傅高义拥有绝对的“江湖地位”，他精通日语和中文，因此对日本和中国都有深入的理解。他在1979年撰写出版的《日本第一》一书不仅是日本的畅销书，而且成为20世纪晚期在日本问题研究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他在2011年撰写出版的《邓小平时代》被称为海外邓小平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是西方学者所著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傅高义自从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投身于在哈佛的教学和研究。傅高义不仅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学者，还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推动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型上。20世纪90年代，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专家顾问，傅高义在美国东亚政策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称为与约瑟夫·奈和库尔特·坎贝尔并列的“三驾马车”之一。

    就是这样一位在国际学术和战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面对后辈时依然表现得谦逊和尊重。他愿意倾听访问者的看法，试图用温和的方式理解国际问题，并且有原则，敢于说真话。一生致力于推动中美交流的傅高义对美国某些部门限制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中美之间不应只有政府间合作，还应存在大量的社会层面交流，而发展美中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交流。傅高义还鼓励我说，“你们记者是推动中美两国交流的桥梁，有很重要的作用。”约定的采访时间很快就结束了，虽然意犹未尽，但我不忍心再多占用傅老更多的时间，因为门外还等候着其他访客。傅老礼貌地亲自将我送至门口。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傅高义仍然活跃在研究领域，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处理邮件和接受访问。自1973年首次访华后，傅高义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曾多次来华参会访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还通过视频会议为中美关系的理性发展建言献策。傅高义在学术界是中美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为增加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一直在不懈努力。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回想起与先生宝贵的一面之缘和数次邮件交流，傅老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为人谦逊、待人温和的大师风范以及忧国忧民的学人情怀。记得在专访文章发表后我第一时间发电邮告知先生，傅老不到半小时就回复了，表达谢意并再次强调“我深信我们两国需要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

    （本报记者 汤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