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古道上的金银器和丝织品

吐蕃与丝绸之路

    开始介绍唐蕃古道考古发现之前，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历史上的吐蕃。

    在历史上，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以后，迎来了大一统的隋唐时期。隋朝的统治期比较短暂，而唐朝的历史相对来讲比较悠久。大唐王朝的形成对当时世界格局的影响毋庸置疑，它成为东方文化圈当中标志性的一个文化代表。与此同时，也是在公元7世纪前后，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开始进入欧洲和亚洲，阿拉伯帝国兴起。到了公元8世纪，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就是吐蕃，也在青藏高原走向强盛，它正好是在东方的大唐和西方的阿拉伯帝国之间，吐蕃跟唐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成为纳入中华文化圈的一支重要力量。

    吐蕃在其最盛期，曾经一度掌控丝绸之路的唐“安西四郡”，从甘肃兰州开始一直到敦煌沙洲，然后在其北线和南线上分别形成了跟传统的“沙漠丝绸之路”基本上平行的吐蕃对北面丝路的重构。吐蕃通过青海湖的北面，从柴达木盆地一路向西，这条路线可以视为丝绸之路中与吐蕃关系非常密切的线路。还有一条是唐初开辟的“新道”，这条新道通过今天的青海，进入拉萨，然后从拉萨继续向西向南可以进入南亚和中亚地区。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我们都得到了证实，这条新道向西可以一直到达今天的阿里，从阿里有若干个方向可以通向中亚地区；向南则可通过今天西藏西南的吉隆河谷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盆地。最后，我还要想重点提到一条路线，这就是从今天的成都出发，经过川西北高原以及滇西北高原，进入今天的云南，然后到达缅甸，从而进入印度（天竺）的路线，过去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唐宋的文献记载中也提到，当时一些中原的僧人曾利用这条路线到达印度。

    历史上的吐蕃曾经一度掌控过这些路线。通过敦煌文书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它建立了一套驿站制度来对这些路线进行管理，和东方的中原大唐王朝、中亚以及西亚等地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从历史上“高原丝路”的形成来审视吐蕃王朝的文化创造，这是我们今天讲座所涉及的吐蕃金银器和丝绸文物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金银器上的文化印记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唐代吐蕃金银器。

    在讲述唐蕃古道上出土的金银器之前，我想先带大家读几段资料。第一个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谢弗的一段评论，他说，古代吐蕃的金银器以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历史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进贡的大型金制品。他认为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谢弗写过一本著作叫《撒马尔罕的金桃》，是从中亚的视角来看当时唐朝（包括吐蕃在内）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我国的唐朝文献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吐蕃金银贡品的记载。我举几条重要的：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征伐辽东获胜，当时吐蕃为了祝贺唐朝的胜利，专门派遣了一位使者来长安，这位使者叫禄东赞。禄东赞这个人在吐蕃地位很高，掌握大权，文成公主入藏就是由他向大唐请婚、迎娶文成公主去吐蕃的。当时禄东赞奉命来唐王朝进贡，进贡了什么呢？文献记载礼品中有一件用黄金铸成的鹅，“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属于高大的酒器。到了唐高宗时期，公元657年，吐蕃又向唐王朝进贡，这次贡物中有一座“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等动物形象。此外还有金瓮、金颇罗等。唐中宗时期，吐蕃迎娶唐朝金城公主，又进贡了一批金银器。到了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又献胡瓶、金盘，这些在新旧唐书等资料中都记载得很清楚。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吐蕃又献方物，这次贡献的规模特别大，总计有数百件形制奇异的金银器。文献记载当时唐玄宗专门为这批金银器做了一个展览，将它们“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唐玄宗作为大唐皇帝，他什么没见过？但是吐蕃进贡的这一大批造型奇异的金银器竟然打动了他，以至于他要专门开一个金银器展览向百官展示。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敦煌吐蕃藏文写卷上的记载。其中记录当时吐蕃攻下象雄以后，吐蕃国王和群臣作宴，赋歌一首，其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山谷里跑马，马不会把金鞍摔碎。”从这样的诗歌内容中我们能够看出，当年吐蕃人在战马上配有金鞍作为装饰。这首诗歌里还说：“在黄金箭筒里，有一支绿松石之箭，不射它，杀不死鹿，射出它，筒子就空了”，从在箭上面镶嵌绿松石这一点来看，这属于高档的装饰箭。在古代吐蕃文献中，其对自产的黄金制品的自豪感，可以说跳动于字里行间。

    虽然各方文献都记载描述了唐代吐蕃金银器，不过作为普通观众，可能没有太多机会能够看到那个时代吐蕃金银器的实物。所以我们也通过像在四川博物院布置展出唐蕃古道出土金银器这样的展览，来介绍给大家。

    另外，通过文献记录，我们知道在唐代，吐蕃有一套自己的官职服饰制度，这套制度就是模仿唐朝的，通过《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册府元龟》等资料可以看到，吐蕃这种反映官职制度的标识有点像现代军队的军衔。其大略的“官之章饰”可分五等，第一种叫瑟瑟，什么叫瑟瑟呢？就是宝石、绿松石之类，第二是金，第三是金饰银上，第四是银，第五是熟铜。从这些史料来看，当时吐蕃整个的装饰制度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银器来表达的，而且可以装饰在衣服上。

    这里我们介绍几种吐蕃的出土器物。图1是古代吐蕃人心中的龙的形象，这种龙有三爪，有脚，有翼。图2是吐蕃的天马形象，它有马头、马身和4只马蹄，最独特的就是它有短翼，是飞翔的马，古代吐蕃人认为这样的天马才能日行千里。图3是吐蕃马具，具体来说是马鞍的后桥，整个用黄金饰片来制作的，而且上面还留有镶嵌红宝石的痕迹，类似这样的器物在考古发掘中有过完整的发现。

    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现存美国克里弗兰艺术馆的几件吐蕃金银器。其中图4这件银器叫作扳指杯。扳指杯的造型来自西方，它是用来隔热的，东方同样用途的是茶托，我们怕茶杯水热的时候用一个茶托把茶杯放在上面，古代西方没有茶托，用的是杯垫，这个杯垫就叫作扳指杯，这种扳指杯在古代也影响到了吐蕃，所以吐蕃会有这样的器具。另外还有一件金银器特别值得一说，这就是图5中器具，叫作“来通”。什么叫来通？来通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或古罗马，是一种酒器，用途是把酒液从瓶子里注进去，下面有一个动物的嘴，通过这个嘴人们就可以喝到这个酒，一般用在将士出征的时候，由祭司在阵前注入来通，让将士们喝了来自来通的酒后，能够在战场上奋勇作战。很明显，古代吐蕃人是从西方吸纳了来通这种器形。但是，这个来通的纹样，却是古代吐蕃人自己创造的，大家可以细看，来通上面的纹样中这个人是带着冠的，穿着一件长袍，身上长有翼，他身躯的下半部分向上卷起，变成了鱼。这几件器物不仅制作水平很高，而且上面的纹样也展现了很浓烈的吐蕃银器纹饰的特点。这几件器物还有藏文铭刻，有人解读，这是当年属于唐代公主的物品，我们知道唐朝有两位公主先后去过吐蕃，一位是文成公主，另一位金城公主，这两位公主拥有这些金银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在青海的都兰县热水墓地，有一个地方当地人称之为血渭，血渭这个词实际来源于蒙语，就是牧场的意思。在当地北岸最大的一座墓葬——血渭一号墓特别引人注目，它是古人当年利用山丘地形修建的墓地，在它前面行经的驼队，能够和它形成一个对比，衬得它好像是高原上的金字塔一样。当地人赋予了血渭一号墓很神奇的传说，把它叫作“九层妖楼”。近年来有一部电影叫作《九层妖塔》，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来编撰的故事。

    血渭这个墓地曾经多次被盗，青海的考古工作者对它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关于这个墓地的发现过程，实际跟一桩大案有关。2018年3月15日，公安机关破获了一个大案，称为“3·15大案”，在这个大案里发现了几百件被盗窃的古代吐蕃器物。另外，在一号墓发现的同时，考古人员在另一个地方还发现了一座砖室木室混合的墓葬。这个墓葬的发掘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发掘工作快结束的时候，考古队员们对它进行了全揭顶，一揭顶才发现，它的后壁还暗藏着一个暗箱，这种结构在以前所见吐蕃墓室里面是没有的。这个暗箱出土了两件东西。一件是金冠，出土时地上还散落着一些宝珠，表明它前面是挂有冕旒的。这个金冠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吐蕃系统金银器里制作最精美的一具宝冠。另外一件是扳指杯，这个杯口部是曲形的，供奉在金冠的前面。这两件秘藏的器物，一件是戴头上的宝冠，另一件是喝酒的器物，显然这是墓主人生前最喜爱的遗物。通过这些金银器的发现，我们对吐蕃金银器有了更多了解，对过去传世的金银器也有了一个比较的标准了。

    在都兰一号墓里面还出土了黄金的面罩。过去我们曾在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也发现有一批类似的黄金面罩，它们和当时波斯萨珊流行的一些图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类似这样的面罩，也在西藏西部的周边地区比如印度、尼泊尔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出土过。这些发现，让我们想到一条史料——唐代《通典》里面说，当时在西藏西部地区的“羊同”，当地的酋豪死后要做一个外科手术把脑子和内脏取出，填进去珠宝和黄金，然后还要给死者做一个面罩。这段文字提供的线索，在相关考古实物出土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确认，现在可以证明这条记载是有依据的。这种黄金面罩发现的地域包括南亚和中亚地区，这也说明了其丧葬文化上的某些共性。由此，我们在观察吐蕃金银器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它们带有的浓烈的欧亚草原文化色彩。

丝织品的文化密码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古代吐蕃的丝绸情况。

    根据文献史料判断，吐蕃是不可能自己生产丝绸的。关于这一点，藏学家王尧先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断言，他说，从历史记载看，唐朝时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种桑、养蚕以及缫丝。那么，古代吐蕃的丝织品来源是什么呢？它或者来自于馈赠以及贸易，或者通过战争手段去掠夺。王尧先生是藏学大家，他讲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生产丝绸是需要条件的，第一是需要有良好的种桑技术，需要桑树有好的品质，第二要能养蚕，这两条都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而吐蕃处于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带，恰恰缺乏这样温暖的生产条件。

    目前我们知道，大约距今五千年前，我国共有三个地方可能是最早的丝绸产地：一个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考古人员发现了半个蚕茧，当时这个发现还出现了争议，有人怀疑是不是后期混入的。不过到了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丝绸制品，其生产时间大致在五千年前。到了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又在河南荥阳青台村遗址发现了一大批丝麻实物，由此基本确认了中国先民在大约五千年前已经学会了制造丝绸。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向西传播。1929年到1950年间，考古人员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一座古代斯基泰人的墓葬，这个墓葬里就出土了丝绸，一共有五件残片，通过考古人员的研判，它们确定是来自中国的丝绸，跟丝绸同时出土的还有中国的铜器和漆器。在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输出品中，丝绸、漆器和铜镜是三个大宗产品。这些丝绸的纹样，跟楚墓出土的丝绸纹样非常相似，学者们推测其来源应该是长江流域的楚地。

    历史上，罗马人对丝绸的认识是通过波斯人带来的。当时罗马跟波斯打仗，罗马军队缴获了波斯军旗，发现这些军旗质地很轻并且色彩灿烂。同时罗马军队还缴获了波斯将领的衣服，这些丝绸衣服让罗马人感受到了它们的轻巧、美观和舒适。传说在古罗马社会，中国丝绸与黄金等价。不过今天我们从文献材料上来寻找，找不到太多罗马时期流行中国丝绸的文献记载。有一个记载说，古希腊古罗马文献里面谈到的“塞帝丝”就是丝，但是这个丝是怎么来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记录都比较混乱。后来有一些关于丝绸传出去的传说，《大唐西域记》说是东国公主在帽子里面藏着桑蚕，偷着传出去了，这是中国丝绸传到西方去的一个故事版本。现在学术界倾向于认定丝绸西传在东罗马时期的拜占庭，当时一位波斯宗教僧侣把桑蚕藏在他的手杖里带去了欧洲。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来看，我认为丝绸西传可能比拜占庭时期要早。

    我们讲到古代吐蕃的丝织品主要是成品，在历史上吐蕃曾经攻占过唐王朝的一些地区，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些地方的已有丝绸技术。

    在青海都兰，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对鸟纹样和花草组合在一起的丝织品残片。而这与考古人员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发现的丝织品纹样非常接近。在丝绸制品出土之前，过去我们想了解古代吐蕃人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不用丝绸材料，资料非常少，唯一可供参考的是相传为唐代阎立本绘制的《步辇图》（图6），图6中间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吐蕃重臣禄东赞，他来大唐是献金银器以及求娶文成公主的。观察《步辇图》中他的穿着，很可能也是丝绸制作的。

    香港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吐蕃的对马纹锦（图7），两个马头向下，在一个水罐子里面喝水。新疆吐鲁番出土过联珠纹样，也是对马。此外还有对狮纹样、对羊纹样、对鸟纹样等。这些丝织品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发现得比较多，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流行风尚。而且这些纹样还传播到了当时的日本。

    出土的吐蕃文物上，带有当时丝路上的很多文化印记。比如青海都兰出土的太阳神织锦（图8），它实际也是综合了多种文化因素：第一是太阳神的崇拜，这是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所以太阳神坐着天马战车奔驰而来。同时太阳神坐的地方值得注意，他是坐在帐子下面的，太阳神的头上还有联珠纹的纹样，这是中亚人加上去的。研究人员判断，这些织锦可以肯定是在唐王朝完成的织造。因为这件太阳神织锦上面还有一个汉字“吉”字，凡是带汉字的织物在当时基本不可能在西方生产，因为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汉字的理解和应用程度还很低。这件太阳神织锦，很可能是唐朝人用了西方的纹样，同时在汉地制作完成之后，把它赏赐给了边境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这件太阳神的文物也是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很多因素。通过它我们看到，西方的太阳神崇拜经过中亚再转道东土，带有如此精彩的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

    另外，在吐蕃的织锦图案里面，还有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值得我们注意。举一个例子，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西域的一个小国叫作滑国，它向梁朝献方物，其中就提到了“波斯锦”。而在吐鲁番文书的公元5世纪购物账中，也提到了“钵（波斯）锦”，衣物疏中也有“波斯锦”“波斯锦面依（衣）”“波斯锦被辱（褥）”等等。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波斯锦是在新疆的阿斯塔那墓地，是一件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猪头纹锦。

    这些外来锦当中，有一种叫作赞丹尼奇（Zandaniji）锦，这是在古代的粟特地区生产的一种锦。粟特大概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西南部，这个地方是当时丝绸制造的一个产地，这个地方生产的织锦是很有代表性的，此种织锦随着粟特人的东渐，而传入丝绸之路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丝绸的贩卖商、中间商这样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丝绸纹样输入到中原，在那里按照这些样式制作出来丝绸产品，很可能粟特人又带着这些西方样式的丝绸产品，通过丝绸之路，转卖给中国，同时也卖给中亚和西亚各国。这样一个丝绸产品生产链条的线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献记载里面是可以找到的一些痕迹的。比如《隋书》记载，有一个人叫作何稠，他有仿造波斯锦的本事，当时波斯向隋朝献金绵锦袍，隋朝皇帝特别喜欢，就命令何稠去仿制，何稠的仿品呈现给皇帝后，皇帝发现这个仿品比原品做的还要好，因此非常高兴。何稠这个人，其实是个胡人，后来他还通商入蜀，“主知金帛”——也就是进行丝绸贸易，他当时就住在成都郫县。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所记“陵阳公样”的蜀锦纹样题材，也可能与此类织锦有关。据载，这类纹样题材系初唐人窦师纶所创，“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这个纹样在唐代形成了一个新的风格流派，这个流派引入了大量的西方色彩，因此我们推断赞丹尼奇锦在唐代可能是流行的，何稠和窦师纶都制作过这个样式。通过这个外来锦的流行，我们也能够随之了解一些成都的丝织品生产历史。历史上的成都是重要的丝绸产地，成都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大家都知道一句唐诗中的名句“花重锦官城”，“锦官”就是政府专门设立的管理织锦生产的官员。成都还有条江叫作锦江，为什么叫锦江呢？就是当时的人织了锦以后，到江水里面去洗涤，结果导致江水色彩斑斓，所以得名锦江。

    现在我们通过研究古代粟特都城阿弗拉西阿卜的宫廷壁画内容，结合唐代内库织造的“瑞锦”、流行蜀地的所谓“对雉”“斗羊”锦，推断唐代蜀郡很可能是设计与制造适合向西方销售的各类对兽纹锦的丝绸中心之一。有学者主张，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这类具有西方意匠的“胡式”锦（即所谓“番锦”）其实大都是蜀锦，如此纹样的目的，就是为了专门向西方销售。而吐蕃发现的丝绸产品或有可能大部产自蜀地和黄河上游地区，少量源自西域。

小 结

    通过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金银器和丝绸两个方面，为大家提供一个知识视野，这个视野可以称为“高原丝绸之路”。最近我经常说这个话题。历史上的吐蕃虽然地处高原，但是它不是一个孤岛，它和中亚以及南亚之间都有很多的通道，而大唐通过吐蕃确立了沿雅鲁藏布江到达南亚印度地区的交通路线。唐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使节王玄策，当年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曾经在西藏西南部的吉隆河谷发现这位使节铭刻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所以在“高原丝绸之路”的视野下面，吐蕃历史上的文化呈现出多元的面貌，而主要形成于青藏高原的“高原丝绸之路”，更是在古代的交通网络中连通了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意义极为深远。

    从这样一个视野来观察出土的吐蕃金银器，来观察我们今天看到的吐蕃丝织品，前面讲到的各种各样的新奇式样和纹样，也就不难理解了。以往所说的“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里面，是没有纳入“高原丝绸之路”这条线路的，人们理解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一条单线走过玉门，西出阳关后分南北两线，向西延伸。而现在所认知的丝绸之路，已经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路网。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在充分吸纳了这些年青藏高原的考古新发现之后，已经在官方公布的丝绸之路路线图中加入了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线。

    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了高原丝绸之路，它跟北部的丝绸之路和通向海洋的丝绸之路，有机地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与世界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上吐蕃王朝的兴起，吐蕃文化和周边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形成的交通路线，也是高原各民族（包括藏族，因为吐蕃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概念）对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是这些高原民族共同创造了“高原丝绸之路”。

    我们所介绍的吐蕃金银器和丝绸，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对高原丝绸之路这个宏大的学术命题作了一个简要的讲述。我相信这个话题随着今后考古材料不断增加，一定还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新的发现会推动这个题目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