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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境观象】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首次聚集、过半封藏已久文物的首次展出、辽宁省博物馆宋代国宝文物倾囊而出，国内十多家文博单位鼎力支持……12月2日，史上首个展现唐宋八大家家国情怀和时代风华的展览——“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
唐宋八大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极负盛名的矩阵，历经风霜砥砺，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资源。1112年正月十六，北宋都城汴京上空忽然云气飘浮，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不肯离去，宋徽宗赵佶亲睹此情此景兴奋不已，于是欣然命笔创作《瑞鹤图》。“就在这一年，唐宋八大家中最小的苏辙去世，这八人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终于可以被盖棺定论，其卓然成就已定为历史事实。”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表示，本次展出《瑞鹤图》意在铺垫宋文化的底色，亦是以此表明唐宋八大家去世的时间点。
本次展览分为“文垂千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三个部分，通过书法、绘画、古籍、碑帖、陶瓷等共计115件各类文物，从文学、人物、精神三个方向16个单元全方位呈现唐宋八大家，带领观者重温他们的文学、书法及绘画的精湛造诣，感受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境界，品味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百味，崇仰他们伟岸高洁的人格力量。《宋人仿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北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卷》《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明仇英赤壁图卷》《北宋苏轼行书洞庭中山二赋卷》《北宋苏轼行书阳羡帖卷》《北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卷》等国宝级文物均在展览中展出。其中，辽宁省博物馆藏品84件（组）、商借省内文博机构藏品11件（组）、商借省外文博机构18件（组）、复制品2件（组）。
文学与艺术相得益彰，此次辽宁省博物馆策展团队希望能以书法、绘画等文物呈现文学，进而向观众展现中国古代文学史，通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和他们的事迹，将他们的思想情怀、家国情怀传递给世人。
唐宋八大家诗文名篇数量众多，但相关传世墨迹等文物数量鲜少，且多寡情况极不平衡。此次展出的韩愈唯一存世墨迹《东晋佚名曹娥诔辞卷》曾有过展出，该卷全部展开长约781厘米，有大量晋唐人观款，还有宋高宗赵构、元虞集、赵孟頫等人题跋。手卷书心为绢质，纵32.5厘米，横54.3厘米，是东汉时上虞令度尚为孝女曹娥所立碑文，其事见于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列女传》，原碑已佚。因书写于东晋升平二年，故又名《升平帖》，是现存署年最早的小楷书墨迹。此卷书心有韩愈（字退之）行楷书题名一行，其文字有缺损，有关专家经过研究考证推断其内容为：“国子博士韩愈、赵玄遇、著作佐郎樊宗师、处士卢同观，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五月二十日，退之题。”
尽管辽宁省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书画藏品丰富，但用文物讲述唐宋八大家的历史，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此次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的宋刻本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等6部古籍，都是被藏书界视为凤毛麟角的“天禄琳琅”善本。
耳熟能详的古代文学作品背后，是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革新巨浪。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魏晋六朝以来骈体文内容空虚、形式浮靡的不良文风，提出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文风。他们求立意深刻，内容有益世道，从实际出发，主张文道合一的“文以明道”。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文学史的高峰，他们掀起的古文运动，兼有文学革新和思想启蒙的双重意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通过文物展览的方式弘扬和宣传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生平事迹和家国情怀，对于展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积极意义。
“我们发现人数众多的普通观众对优秀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对专业性很强的展览有点看不懂。”董宝厚深有感触地说，“辽博收藏了很多古代的书法、绘画作品和器物，以往我们办的展览大多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去梳理和整合这些文物。我们将这次展览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近人民生活，不断尝试办出让普通大众看得懂的展览。”
除了拿出国宝级的真迹文物，辽宁省博物馆将时代、作者、形制、内容、题材、风格、文本等文物背后的丰富信息进行整理，以图文并茂的图版形式对文物进行详细解读。从中国文学的源流、古文运动的背景、雄唐雅宋的风貌开始，唐宋八大家相关知识与文物展览同步展开，八位先生的生平、形迹、关系、文章、评述等知识纤毫毕现，让观众对古代文化经典的理解更加清晰。
此次展览上，中国美术学院当代画家叶露盈的插画作品《洛神赋图》与众多古画同台呈现。“在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览中推出当代作品，尤其是插画家的作品是一次探索。”董宝厚说，《宋人仿顾恺之洛神赋图卷》距今已千年有余，顾恺之用绘画的方式对《洛神赋》重新进行阐述，通过艺术虚构，创作出既与现实生活相符，但又不同于人间俗世的“神仙境界”。可当代人如何去欣赏、理解古人的作品？叶露盈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古今对话的解读方式。
在展览中，观众能深深感受到唐宋八大家之间弥漫着同僚情、父子心与师生谊。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虽然都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但在从容与自信中，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他们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主张，高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胸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终于抵达道德与人格的辉煌境界，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们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至今仍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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