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业，须人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诞生于战火纷飞、“国破山河在”的年代，由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当年唱着这支悲壮苍劲、志存高远校歌的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著名高等院校的莘莘学子，以及代表着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一代精英。“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开大学被日军野蛮轰炸、炮击，图书馆、实验室、教学楼、学生宿舍毁于一旦，校园学子都能目睹日军飞行员的狰狞面目。北大、清华神圣的校园被侵略者的兽蹄任意践踏，来不及撤走的图书资料、实验器材被强盗们悉数掠走。日本侵略者在发动战争之初，便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尽其可能地摧毁中国的文化机构。也许那时他们就知道，军事征服中国易，文化征服中国难。侵略者的逻辑简单又粗暴，先摧毁你的文化殿堂，再灭绝你读书人的种子。

    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年文脉岂是他人轻易能斩断的？战争爆发后，当时中国有108所大学，约三分之二的高校撤往大后方，许多地方连中学生也加入到了流亡的大潮。我曾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有人能够从空中作一次航拍，便可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看到一幅幅震撼又催泪的学子流亡图，从北到南，从东往西。”北大、清华、南开等高等学府，抗战甫一开始便奉政府之令撤往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但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战火迅速蔓延，长沙也危如累卵，长沙临时大学在1937年秋季刚开学一学期，便不得不再度西迁云南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便有了“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的千古绝唱。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等学府，像西南联大师生那样，进行过如此壮怀激烈、坚忍不拔、求学救亡的“万里长征”。

    2020年深秋季节，我有幸参加了“西南联大文化之旅”的采风活动，重走当年由联大部分师生组成的从湘过黔、再经黔入滇的抗战迁徙之路。作为一名在云南生活、写作的作家，西南联大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多年来一直在我的心中梦魂牵绕，也曾设想过自驾从长沙到昆明，沿途考察当年联大师生们穿州过府的风俗民情、山川地貌，以追寻先贤们的足迹。这是一条闻一多、曾昭抡、穆旦等前辈大师们走过的艰辛图强之路，曾经激荡过一群读书人战火中的青春和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我们这个采风团里有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先生，老先生是闻一多和西南联大史方面的专家，虽已是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铄，治学严谨，随我们从长沙出发，一路行来，实地考证与史料记载一一印证，许多地方闻黎明先生早已多次考察过，为我辈后生详尽讲解诸多往事，令人受益匪浅。

    多年前我就把抗日战争中文化抗战作为自己的写作方向，我认为西南联大就是这一大历史背景下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三所中国最顶尖高等学府的青年学子，在战火烽烟中不得不千里迁徙，背井离乡，生活困厄，食不果腹，还要跑警报、躲轰炸，但教授们教书育人、潜心学问，学子们筚路蓝缕，读书报国，从未因狼烟四起、形势严酷而减少一丝一毫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担当。因为写小说的需要，或因为个人的性格因素，我特别关注那些投笔从戎的热血联大学子。我常常想，假如我是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生逢民族危亡、大敌当前的年代，我也会选择走向战场。“上马能击贼，下马能写诗”，是我向往的人生境界。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联大在昆明办学8年，毕业的本科生共3700余人，设在昆明西南联大原校址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勒有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姓名，共计834人。而根据相关资料和一些联大老校友回忆，西南联大从军学子数目远不止这些，比如那些从学校考上飞行员的十几位学子。还有文章说西南联大（包括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学子达千余人。如此，西南联大从军学子就占全部毕业生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居当时全国各高校之首。作为一所伴随着战火诞生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始终紧密相连。“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校歌中这四句话，准确地指明了战争中的联大所要肩负的两个重要任务：为国家培养人才，为抗战奉献力量。但对于每一个联大学子来说，是在大后方安心读书，还是投笔从戎上战场杀敌，虽然都是以身报国，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行走在联大师生当年走过的路上，山河依旧，却早已物是人非、风物流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蜿蜒盘旋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大小车辆往来飞驰，山岭河谷，不再是阻碍。当年参加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徒步行走路程每天不过20至30公里。关山夺路，山高水长，当时的道路怎可和今天同日而语？他们只是一群读书人，还得沿途防范土匪的袭扰，更何况那时的社会环境远非我们今日能够想象。我们安车代步考察一个个联大师生们驻扎过的村镇、行走过的道路，不过是要追寻那些在历史的烟尘中远逝的背影，印证在浩瀚的史料中存留的精神气质和动人传说。

    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在论及这一段历史时说：“毛泽东率领红军从江西开始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与此相类，从长沙出发的长征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此后是八年患难，因此这次长征就成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

上马能击贼，下马会赋诗

    在“西南联大文化之旅”的考察中，我把目光更多聚焦到当年的一个青年学子身上，他就是穆旦，那个年代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九叶诗派”的代表性人物，后来翻译过拜伦、雪莱、普希金、济慈等大诗人诗作的我国著名翻译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时他还是大三的学生。据《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记载，穆旦“带着一本小型的英汉字典上路，一旦记住了某页的内容就把这页撕下来。到达昆明时，字典已经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怎样博闻强记又刻苦用功的人？我在湘西的大地上寻找穆旦的踪影。我不知哪座客栈曾经接纳过我的偶像，哪条河流、哪座山岗曾经触发过诗人的灵感，他又在哪一块巨石上，抑或哪一棵大树下，背诵英汉字典呢？我曾经在自己的一部作品《吾血吾土》中写到过他。对穆旦的书写，就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就像坐拥一座精神的富矿，丰沛深邃、厚重博大，也像面对一段传奇浪漫的人生，跌宕起伏、精彩绝伦。

    滇缅战场开辟后，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西南联大掀起又一轮从军热潮，穆旦那时已经是留校的青年教师，但他也自愿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任中校翻译。在我看到的相关史料中，联大教师从军并亲身上过战场的，就只有穆旦一人。1944年联大体育系的太极拳大师吴志青教授曾申请加入青年军，但因年龄过大而被校方婉拒。联大还特此发文表达过对吴教授的敬意。穆旦投笔从戎时，刚2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并且已经是蜚声诗坛的诗人，又有西南联大的教职，大可过安稳的生活，潜心写诗做学问。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青年诗人们，那时大都很崇拜英国的现代诗人威斯坦·休·奥登，1937年奥登曾赴西班牙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发表过长诗《西班牙》。穆旦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像奥登那样呢？当然，深受中华文化浸淫的穆旦，中国诗歌优秀传统中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以及李白、杜甫、辛弃疾等诗坛巨擘，对穆旦弃文从武、杀敌报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宏大又浪漫的理想，也不可能没有影响。

    青春本是一场盛大的演出，一个注定要成大器的诗人，必定要站在宏阔的舞台上，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必须“在现场”。我相信，穆旦是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和诗人的浪漫情怀加入远征军的。他为民族救亡从军赴难，为诗意人生而投笔从戎。一个诗人的浪漫和伟大，或许就正体现在将自己置身于大时代的洪流当中，上马能击贼，下马会赋诗。

    众所周知，1942年，滇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由于战区指挥官失误，导致大败退。撤退的军队穿越的野人山，成为远征军的噩梦。才华横溢的诗人穆旦，也险些葬身野人山。野人山位于缅甸胡康河谷，它不是一座山，而是指胡康河谷这一片荒无人烟的区域，方圆数百里都是无人区。山峦、河流、森林、深谷，一切都还在原始状态。在当地缅语中，这里被称为魔鬼居住的地方。亚热带雨林的环境并非只是绿意葱葱、生机盎然，它还有神秘莫测的千种杀机、万种险象。瘴疠、猛兽、毒蛇、蚊虫、吸血蚂蟥以及随时降临的雷电风雨、山洪泥石流，让饥饿的疲惫之师如入阴曹地府。穆旦所在的杜聿明部撤退路线大约有650公里，而胡康河谷绵延长达100多公里。远征军进入野人山区域的时间是6月下旬，正是缅甸的雨季，河流暴涨，洪水泛滥，如注的大雨更加重了行军的艰难。这最后的100公里，对许多远征军士兵来说，就是生命的“强弩之末”，也许仅仅是几粒米，一个野果，一块饼干，就可救人一条命。穆旦有一次断粮达8天之久，沿途倒毙战友的尸骨，空洞绝望的呼号，慢慢暗淡下去的眼神，都足以让穆旦命若琴弦的生命戛然崩断；还有不见天光、迷宫一般的林间小路，吞噬人生命的凶悍蚂蟥和巨型蚊虫蚂蚁，也可夺人生命于转瞬之间。这样一趟地狱之旅，他是怎么挺过来的，无人可以想象。但他最终战胜了死亡，拖着枯瘦如柴的身子抵达印度的利多，休整了整整3个月才慢慢恢复了生命的元气。天佑我们的诗人，让他还有更多的苦难去面对，更多的诗作和译作还在等待着他。

    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战争的幸存者，穆旦并没有对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津津乐道，以赚取声名或同情。甚至对那场战争的惨烈、对野人山的残酷，他仅仅是在朋友师长的追问下，才有只言片语。一个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人，一个经历了人生莫大苦难考验的人，沉默不语，当是内心最为刚毅坚卓（恰如西南联大的校训）的证明。

    也许我们可以设想，穆旦参加的“湘黔滇旅行团”3500里“长征”，不经意间为其4年之后穿越野人山积淀了人生的坚毅品质和勇敢浪漫。穆旦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在场者。20世纪前半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会有他的身影。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1942年的滇缅战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潮运动的旗手，以及在1953年从美国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这个诗人总是用他火热的眼眸关注着现实、社会、人生，以赤子之心的浪漫情怀投身于国家民族的救亡与振兴。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尽管奔赴滇缅战场让穆旦吃尽苦头，九死一生，但他为我们留下一段传奇和一篇传世佳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作为一名战争年代的现代诗人，穆旦不仅仅是一个呐喊者、参与者、思索者，更是一个书写者、记录者。他用诗注释了战争的某一个侧面。他经历了战争和死亡，他洞见了它们的本质，照亮了它们的背面。作为个体，他站在“人”的角度思考战争、苦难以及人的渺小、战争的残酷和自然的博大。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中，穆旦没有写对日军的仇恨，甚至没有正面描写战场。整篇诗歌除最后一节“祭歌”外，其余都是“人”与“森林”的对话。

    他写原始森林的浩瀚深厚——

    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

    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没有人看见我笑，我笑而无声，

    我又自己倒下去，长久的腐烂，

    仍旧是滋养了自己的内心。

    他写原始森林无言的冷酷——“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而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可怜的——

    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

    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

    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

    象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

    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

    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

    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唯有经历过野人山地狱之旅的人，才会对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博弈有如此透彻的认知，也唯有在野人山悟透生命的坚韧与脆弱的人，才会写下一曲为国征战、英魂无以归乡的士兵之生命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历史曾在这里走过，沉重、惨烈、凄婉、悲壮，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还长眠“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穆旦写下这一曲祭歌，正是对遗忘的拒绝。并不是他不愿谈论所经历的滇缅战场，而是某些伤及灵魂深处的创痛，需要时间去弥合。穆旦在翻越了野人山3年之后，在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之时，终于写出这首著名的诗篇，曾经承受的苦难、悲伤、愤怒，已然过滤、沉淀、反思，才升华出这诗人之祭，民族之殇。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作为一名诗人，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穆旦在国难关头以身报国，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士兵，见证了“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大时代，体验了战争的宏阔与残酷，抒写了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与传奇。这或许就是西南联大造就出来的一种高贵精神：以身许国，坚韧卓越。像穆旦这样用战火来锤炼自己的诗句与人生，“九州遍洒黎元血”的人，西南联大还有很多很多。

    综合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子的从军热潮共有四次（也有说三次的，这主要是看以时间顺序还是以历史事件来划分）。第一次从军热潮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1937年底至1938年初。尤其是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时，临时大学的师生们群情激愤，纷纷报名从军，一些热血学生更是直接从长沙乘火车去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因为他们听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武汉招生。他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热情的欢迎，很快就被安排送往延安和各抗日前线。学校对学生从军也一向持支持鼓励之态度。学校当局发文称：“凡本校学生有到国防机关服务者，得请求保留学籍”。据统计这一时期共有295名从军学生提出申请保留学籍，投身到抗战第一线。至于未办手续而直接投身抗战的，已不知其数。比较有名的是清华大学土木系山东籍学生马继孔，和4名山东老乡直接回山东组建了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从此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再未回到校园。直到1950年，马继孔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后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首批从军学子中，来自南开大学的何懋勋，1937年底去鲁西北参战，任游击总司令部参谋，1938年8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第二次从军热潮为1941年前后，由于飞虎队进驻昆明，亟需大批翻译，联大常委会决定以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为主，在译训班受训后，分配到各空军机场。那时期在全国征调了70名译员，联大就占了一半。更有一批联大学生主动报考航校，毕业后驾机同日寇作战。有3名来自联大的空军飞行员牺牲，分别是1943级地质系的戴荣钜、1944级机械系的王文、1944级航空系的吴坚。在南京中山陵背后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就有这3位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名字。

    1942年至1943年间，西南联大掀起第三次从军热潮。时滇缅战场开辟，为配合中国战区盟军的对日作战任务，西南联大征调全部应届毕业男生四百余人从军任翻译，在滇缅战场和各空军基地以及电讯、气象等专业部门里，到处活跃着联大学子的身影。被誉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翻译家之一的许渊冲先生，当年也分配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司令部机要室任翻译官。和穆旦同在杜聿明部服役的物理系1944级的朱谌，在翻越野人山时，将存粮救济了战友，自己却饿死在原始密林中。穆旦外文系的师弟黄维，不幸在渡怒江时溺水身亡。

    1944年底，在国民政府发动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中，联大两百多名学子报名从军。他们全部被分配到中国驻印远征军，学习汽车和装甲车驾驶。日本投降后，大部分从军学生回到学校复学。

    战争年代，各种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以及无论是政府和学校号召，还是个人志向，都可能让一个热血青年放下书本，穿上戎装奔赴战场。最令我感慨万千的一名西南联大从军学子是1947级外文系的缪弘，他和穆旦一样，也是当年联大一名活跃的青年诗人，1945年他在译训班受训后，被分配到一支中美混编的空降部队深入到敌后作战。这一年七月，离抗战胜利仅差一个多月的时间，缪弘所在部队奉命收复一座机场。本来作为译员，他不用冲在第一线，但在攻击一座山头时，和他同组的美国兵已退到山下，缪弘却和其他中国士兵一同冲锋陷阵，不幸被日军狙击手击中，血洒疆场，壮烈殉国，年仅18岁。

    缪弘有一首诗《血的灌溉》，我认为代表了一代西南联大学子甚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勇敢地走上前线救亡图存的中国人之精神气质和无畏勇气。让我们再次吟诵缪弘用自己的热血写就的这首短诗，以追忆那些青春的身影：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

    也该让我们的血，

    来注入你们的身体。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作者：范稳，系云南省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