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考验着人类集体智慧以及各国经济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时刻,11月21至22日,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批准了《G20应对新冠肺炎、支持全球贸易投资集体行动》,并在发展数字经济,维护多边贸易、实现全球经济财政与金融稳定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积极共识,展现出全球主要经济体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决心。
G20峰会刚刚落下帷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即与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沃尔夫、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夸尔斯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以视频方式举行第五次“1+6”圆桌对话会,就世界经济形势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十四五”发展特别是深化改革开放等问题进行讨论交流。这既是业已成功举行四次圆桌对话会的机制化延续,也是在疫情阴霾依然挥之难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严重干扰全球贸易体系的大背景下,中国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合力求解全球重大经济问题的国际行动。
始于2016年7月的“1+6”圆桌对话会,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新气象”,相关机制安排并不多见。从2009年至2016年的七年间,中国的经济规模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台阶跨越式发展,从2009年的4万亿美元跃上了11万亿美元的大台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超过30%,中国也因此被称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之锚”。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还不断开放并向全球释放发展红利,在这段时期内向全球提供了亚投行等新兴公共产品。
在此背景下,六大国际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定期圆桌对话,既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重大经济政策走向与发展规划的窗口,也是中国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就全球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的重要平台。圆桌对话的开展表明了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看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边际作用与影响的扩大,而这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密切相关。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中,中国不仅通过有效的宏观政策稳住了经济基本面,而且以实际行动稳住全球金融市场。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迈向复苏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G20框架内表现出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担当。众所周知,自从G20作为一种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发挥作用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诞生以来,其在包括应对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危机考验的关键时刻均发挥着稳定器作用。G20事实上已经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力量。这个重要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表明了发达国家在技术层面接受了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说明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超级大国独自负责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稳定的时代已经结束。
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实际运行中,作为实际主导国的美国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加强。例如,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已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最大的十个成员国中有四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中国在上述两大组织的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也得到加强。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积极引领作用,尤以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为重要里程碑。中国在该届峰会上,确立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峰会主题。在峰会召开期间,通过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主旨演讲以及一系列双边或多边行动倡议,首次向全球全面阐释了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并形成了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并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程。这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上不仅具有设计能力,而且有协调力与行动力,也由此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主导者地位。此后,各国更加重视与中国的经济政策协调。通过与六大国际组织负责人的定期对话,不仅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了解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走向,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主体意识与协作能力,而且十分有利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在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政策走向和发展思路的基础上,加强双边或多边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建设。
作为重大外部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导致“萧条经济学”大面积回归,一度将全球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智慧供给逼到了墙角。危机可谓考验各国经济体在非常时期的弹性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韧性的重要标尺。作为率先受到疫情冲击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稳住经济基本盘并成为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中国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面对重大危机与风险考验的综合应对能力与相关经验总结,显然是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负责人极为关注的。
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国将在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过程中,以更具开放的胸怀与气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以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扩大的服务需求向国内外市场主体释放改革与发展的红利。预计这波红利的释放,将基于制造业的升级与发展、数字技术的不断提升与产业化应用以及高标准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与金融国际化等而陆续展开,进而构成21世纪上半叶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贸易进一步便利化的新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去,备受关注的全球化及其未来趋势,虽然难免受到一定影响但却不会踌躇不前。促进经济增长、贸易便利化和维护金融稳定并引领全球迈向更加均衡、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治理时代,是负责任的全球参与主体共同面对的历史使命。值此关键时刻,中国领导人与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共同把脉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是点亮全球经济复苏之光的关键之举。
(作者:章玉贵,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