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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析·中国文化与全球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来势汹汹的疫情严重冲击了人们的既有观念，严重冲击了个体交往的既有逻辑。应当看到，从洪水泛滥到瘟疫流行，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全球气候变暖，每当人类生存底线受到挑战，人类思想观念往往就孕育着重大突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将人类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口，一批带有根底性质、亟须作出判断的思想抉择，以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形式摆在了世人面前。
整体，还是局部？对整体筹划、系统施治的呼声不断增加，同时基本生活生产单元的分割和社会政治边界的分隔仍然具有强大的历史合理性和惯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任赤字、责任失衡和道义塌陷。
终极，还是当下？疫情密集地、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生命体验，极大激发了人们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同时，短期利益的追逐仍然形同难以轻易摆脱的枷锁，更多时候在政治运作逻辑中成了务实的代名词。
极化，还是均质化？历史形成的极化格局正在让位于共同责任的驱动，疫情蔓延的势头警示人们，无论是一“极”还是几“极”，对于全体的重要性，有时还不如“最短的那块板”。
发展，还是增长？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极大提高了物质供给水平，但并没有推动更为均衡的、更有韧性的发展。一旦面临疫情这样的“极限施压”，物资分发、要素流动、人力配置等便立即面临结构性梗阻，人们再次回到了思考发展与增长关系的原点上。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大道不孤，大爱无疆。我们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不仅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命运与共作为一种独特的理念，丰富了中国伟大抗疫实践的思想内涵，并在价值的层面深刻回应了上述一系列时代命题。
从汉字的造字逻辑看，“共”的本意为双手共奉一物，引申为左右协同。《史记·周本纪》曰“共和”，意指共同合作，目的是调和天下之事。命运与共的理念，贯穿于中华民族处理对内对外关系实践的全过程，沉淀了先人对情理关系、义利关系、群己关系、合和关系的通透思考。
贯通情与理。命运与共，“命”首当其冲。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即底线，触碰底线，就触碰到了“理”的最深处和“情”的最软处。疫情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凝聚起普遍共识：人命关天，这是最重的“情”，也是最大的“理”。大疫当头，对那些曾支援自己的国家投桃报李，对急需帮助的国家伸出援手，正在逐步成为一种挣脱党派、国别、意识形态羁绊的通行思维和做法。
融汇义与利。命运之“运”，运势之谓。当前，全球治理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数百年来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利益交换等工具求得发展的路径，正在向各国求同存异、利益与观念相协调的方式逐步演进。公义、道义、正义成为超越国际关系利益计算的价值资源，为国际责任注入了坚实的道德内涵。
兼及群与己。“群己权界”是伴随人类历史变迁的经典矛盾。所谓“与共”，就是要让每个国家的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的发展发生联动反应，相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经此一疫，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非道德性暴露无遗。所有国家都不是“桃花源中人”，各国既要同甘也要共苦，参与到现在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分工之中。
砥砺合与和。建立在对立、对抗地基上的均势，徒具合作的形态。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命运与共，表达了先人对和谐、稳定、美满的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不懈追求，具有极强的道德性和价值取向，展现了理解包容、互帮互助的博大胸怀。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践行命运与共理念，要用远见超越未见，对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大势做到心中有数，不汲汲于一时一事，涵养对不确定性的静气，保持历史定力。要在更为丰富的层次上推动国际交往，分析利益驱动的交往机制、把握政治经济影响力的生成规律、研究价值感召的互动机理、把握文化魅力的生成规律，能够自如交替运用硬约束、软规则和潜能力，真正把大多数国家团结在国际规则和价值新秩序中。要顺应历史潮流培育一代新人，把教育放在更长的时段中，培养学生适应民族复兴进程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和素质能力；把教育放在更宽的领域中，创造更多跨文化实践场景，让学生直面全球化丰富而曲折的进程，引导他们投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潮流。由此，命运与共这一属于世界、属于未来的理念，必将彰显出卓越的远见和强劲的现实活力。
（作者：王宏舟，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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