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丹东回来,我一直在想,一根细细的马尾,在废弃的罐头盒子上抽拉,到底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我甚至在梦里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在坑道里抱着这把胡琴,头上不断掠过敌军的飞机,飞机的轰鸣声淹没了胡琴奏出的乐曲。
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是在国庆日的第二天,人很多。穿过形形色色的游客,我径直走向那把“两洲三国”胡琴。在昏暗的灯光下,在玻璃橱窗内,胡琴不动声色,发出幽幽的光芒。
与胡琴并排挂在墙上的还有两件乐器,一件是小提琴,另外一件有人说是“三弦儿”,有人说是“土琵琶”。这两件乐器都没有文字说明,“两洲三国”胡琴下面却有一个清晰的二维码,用手机一扫,出现如下文字:“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充分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战斗间隙开展各种娱乐活动。激烈的战斗过后,志愿军战士利用缴获的美军的罐头盒、朝鲜的木材和中国的马尾制作成这把胡琴。战士们给它起名叫‘两洲三国’胡琴。‘两洲’是亚洲和美洲,‘三国’是中国、朝鲜和美国。”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刚从解放战争战场上转战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士,不光战斗经验丰富,还有着无限的想象力,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些战士无所畏惧,视死如归,战斗打响,勇往直前;战斗间隙,该唱就唱,该跳就跳,苦中作乐。我们的武器比人家的不知落后多少倍,但中国人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我想,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战而胜之,正是因为志愿军的精神让“联合国军”知难而退,这大概就是源于正义的力量。对方的乐器想必也比我们的更精致,但他们似乎没有弹奏的心情。而我们,一把把自制的乐器,发出了战场上最柔美的声音,像甘霖,似养分,滋润着志愿军战士的心灵。
我想起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段往事。1951年秋末冬初一个寒冷的夜晚,志愿军12军31师的文工队队员们到银店洞师部为志愿军战士演出,回来时已是半夜。在归营的路上,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仍然兴奋地唱着、跳着、欢笑着,似乎忘了这是前线,这是战场。从师部所在地银店洞到文工队驻地苏谷山沟,中间有一段封锁线,敌人每隔几分钟就要向这里打来排炮。就在大家经过一条浅河,踩着石头通过时,敌人的一排炮弹打来,一阵巨响,霎时天崩地裂,水石飞溅,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文工队伤亡巨大,女队员戴儒品全身都被炸没了,只剩下了两条发辫……在队部后侧的一个小山冈上,战友们将戴儒品那两根又粗又黑的发辫埋葬。如花似玉的生命,顷刻间就被炮火吞噬,怎能不令在场的每一个人五脏俱焚?
二爷,也就是我爸爸的二叔,他有个绰号:二瘸子。记得我小的时候,屯子里的人都在背后这么叫我二爷,但当面不敢叫,他们都知道我二爷的“驴脾气”。在生产队里,二爷一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就骂,谁也不敢吱声,就连队长也只能悄悄嘟哝:“又耍志愿军的威风……”
二爷从解放战争战场打到朝鲜战场,后来腿部受伤提前回国复员回乡。爸爸告诉我,二爷有个绝活:口技。二爷每次喝醉了,必定要讲几段朝鲜战场上的故事,绘声绘色,枪声、炮声、飞机声,二爷都能惟妙惟肖地用口技表演出来,在场的人无不叫好。据说二爷病重时,依然枪声、炮声、飞机声“演奏”了一番,随即溘然离世。
二爷没读过书,更不会什么乐器,但他有自己的娱乐方式,口技必然是战场赋予他的一技之长。我想,在冰冷的战壕里,他肯定不止一次给战友们表演自己的口技。从某种意义上讲,二爷的口技与“两洲三国”胡琴,与文工队表演的歌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给残酷的战斗生活带来了一丝欢乐的气息,抚慰了战士们受伤的心灵和疼痛的躯体。
爸爸、叔叔和我,分别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穿上海军、陆军、空军的军装,在军营里服满了兵役。爸爸、叔叔从军想来是受了二爷的影响,二爷又间接影响了我。我是1989年春天走进空军某雷达兵训练团的,当时的空军司令正是抗美援朝著名战斗英雄王海。
仔细端详“两洲三国”胡琴,那个罐头盒子在拉弦处缠了一圈胶布,表面似有松香。志愿军战士不光有战胜敌人的本领和智慧,还心灵手巧,懂得就地取材,精心制作并悉心爱护着这把胡琴。在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在短暂的战斗间隙,他们动情地演奏起祖国各地的民歌小调。优美而熟悉的乐曲给思乡的战士以精神上的慰藉,他们一定想到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从而坚定了保卫和平、守护家园的决心,增添了无穷的战斗力。这样看来,“两洲三国”胡琴已经不仅仅是乐器,它更是武器,应该与那些枪炮摆放在一起。
(作者:李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