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城

    【中国故事】

    八月，祁连山下的雨，雾腾腾地落个不停，满城的绿树繁花，新鲜得能滴出汁液来。我站在祁连山跟前的高铁站口，送我的亲人们坐高铁回南方，他们说，这湿漉漉的城市，跟南方没什么区别啊！

    我笑，不知是满脸的雨，还是满脸的泪。站在雨中，多年前来嘉峪关的情景，又倏地一下回到了眼前——

    春寒料峭的早晨，绿皮火车终于在这个高铁站以西十来里的火车站上咣当一声停下了。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大别山麓的小村出发，转罗田，过黄州、武汉，到西安、兰州，四天五夜后终于到达这个祁连山下的小站。到处漏风的火车门推开的那一刻，大团大团梅花朵一样的雪花迎面扑了进来，拎着大包小包下车的人们很快没入翻卷的雪帘里。

    五千多公里云和月的奔波之后，河西走廊以这种方式迎接了我，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就从内心里喜欢上了西部，喜欢上了这个叫嘉峪关的地方。

    那时我只是个怀揣梦想的懵懂青年。火车站开往市里的中巴公交车，在遍布鹅卵石的土路上颠簸不止，扬起的灰尘落到路旁的荒草尖和偶尔晃过的野杨树丛里。半个多小时后，咣咣作响的中巴车才摇晃到素描一样的几条马路、几栋楼房的所在地，到处裸露着鹅卵石地皮，到处弥漫着一股荒气。

    高铁站往东四五里外的游乐园里，孩子们在4D电影里畅游蔚蓝色的海洋世界，感受手偶剧场表演、虚拟仿真、多媒体互动等妙趣横生的游艺天地，可以在里面待一整天。这是三十年前的孩子做梦都无法梦到的。

    长辈们说，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嘉峪关市，只有五一俱乐部设有体育活动室，市民体育活动多在露天开展。我坐中巴车到达市区的那个90年代初的雪天，雪帘里冲出一群满身泥浆的孩子，在大街上东奔西突、大喊大叫。孩子们不怕车，因为街上的车很少，半个小时也见不着一辆。孩子们从马路的这边横冲到那边，去争抢那个满地乱滚的泥球一样的足球。路口没有红绿灯，孩子们在人车混杂中把足球带过了路口，整个城市的街头都成了他们的足球场。他们不知道足球场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城市也不知道足球场是个什么样子。

    路上人很少，一眼望去，几里路远的视线内见不到人影。满街的雪花啊，落得苍苍茫茫，落出小城最大的生气！那一代孩子的童年，没见过汽车、没坐过汽车，因为谁家都买不起车、谁家都没有车。2000年后，私家汽车才开始在嘉峪关普及。今天的嘉峪关人，动辄几十万的小汽车，说买就买，孩子上、下学轮流接送，不怕风吹，不怕雨淋，他们想象不出没见过车的日子。

    那一代孩子，不知道广场是个什么样子，更别说广场上的滑梯、摇摇椅和形形色色的活动器材。放学后拣花花绿绿的树叶当玩具玩，趴在地上打玻璃球，等回到家里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一般，只有一双眼睛在骨碌碌地转；没见过湖泊、河流和游泳池的样子，就在洗澡池里学游泳。可是，如今，体育场、游泳馆、田径场，篮、排、门球场以及其他各种单项训练馆，已成为人们生活空间的一部分。

    “云横祁连大漠远，雪拥雄关酒正酣。枕上羌笛青杨柳，胡琴梦里弄江南。”现在，足球场就在楼下的公园里，绿草坪在阳光下闪着生动的光点，就像别在祁连山腰的绿毛巾，随时可以丢进湖水里洗一洗。

    端详着92岁养路老人郑占乾褶皱丛生的面容，就像在端详他亲手栽下的老树的纹路。

    第一次去嘉峪关关城，在关城对面路边的八棵杨树下站了很久，八棵杨树就那样孤零零地挺立在那里，它和关城之间是光秃秃的荒原和戈壁。多年后，才了解了八棵杨树的来历。“八棵树”位于嘉峪关西郊的国道312线之侧，一字排开的八棵杨树，面朝天下第一雄关，背依祁连山脉，历经近七十年的冰雪风雨，树干仍巍然屹立，枝叶仍葱郁繁茂。

    养路工人郑占乾的儿孙们，用轮椅推着老人，坐在八棵树下回忆当年栽树的时光。1952年初春，风沙弥漫，乍暖还寒，完成繁忙的工作后，郑占乾和他的同事们在简陋的道班工房前用炉棍和铁勺挖开坚硬的沙土，把杨树苗栽了进去。细小的杨树枝被风一茬茬地拔起，他们又一棵棵地按进土里。枝条长出绿芽了，它们把稚嫩的根系一点点扎进了戈壁，在一代代养路人的精心呵护下，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粗糙的树干落满五十余载的戈壁风沙，像岁月凿刀刻下的痕迹。树干上浓绿的树叶，晃啊晃，与关城上傲立百年的左公杨遥相呼应，呼应着历史的传承、生态意念的延续。

    八棵树与关城之间蔓延的绿野，是我初来嘉峪关时看到的“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空寂旷野，夏天，一小片一小片的绿色，像灰色衣服上的一块块小斑点，一闪而过。

    那时候，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开始大袋大袋地从市场背回土豆、萝卜，在院围的墙根下晾晒大白菜。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地窖，人们下到地窖把土豆、萝卜一层层码好、撒上干细的沙粒。大白菜的水分干得差不多了，再码到土豆的上面，这样，一个冬天的食材才算备齐了。

    郑占乾这一辈的老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嘉峪关，就是吃着土豆、白菜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他们总爱圪蹴在墙根底下晒太阳。风一刮起来，整个城市就罩在一片尘雾茫茫中：行人灰头土脸，女人们都捂着个大头巾、戴着个大白口罩；街头的房屋罩在灰尘之中，看不清房屋的轮廓和方位；整个城市也是灰头土脸的，像丢进泥水里的衣服，越洗泥土越多。

    现在的老人们却总爱往远里走，说“世界这么大，也要去看看”！他们提个布袋子，有事没事地去菜市场转悠，看见香椿芽、竹笋尖、荸荠、菱角这些家乡味道，眼里放出光来。草长莺飞的季节，他们坐着免费的公交车，穿过林立的楼群、宽阔的广场、一个连一个的湖泊，走很远很远的路，去城市边缘有河流经过的公园踏青。这就是他们的城市啊！二十多载养孩子一样一棵棵栽树的嘉峪关人，终于在花园式的文明城市中安享晚年。

    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题为《绿》的散文，写我在城市边缘一个小土堆旁找到一丛绿色草团的情景。

    那时，我坐在那个小土堆上，遥想了很久很久。

    古代丝绸之路上，嘉峪关地带为中西交流往来必经之地，驼队从这个小土堆旁踏风东来、逶迤西去，这里有驼马打尖的水草，有路人遮阳的树木，桑麻成熟，麦黄粱红。走廊的林木，从出土的版画、砖壁画上辨识，羊群间有棵棵树木，房屋四周有树环绕，井旁树木成排，枝繁叶茂，一派兴旺的林园景象。

    清代左宗棠筹边时期，新栽杨柳三千里。我踏访了许多棵左公杨，它们是我对这些历史记录的证实和补充。

    1958年，酒钢的建设者们来到这里，住在地窝子、干打垒、土坯房中。没有树、没有绿，他们就把自己当成一棵棵草木，根须扎进了这片土地。几十年过去了。满城的绿，像他们随手撒下的绿色染料，在沙土中一点一点地洇开、一片片地漫延，铺展在城市的空地上……

    我想象着这些长在历史册页里的绿野田畴、沙湖流水，完成了《绿》的构思。那时看绿比看长城还难。于是，没事的时候我就跑去看嘉峪关城楼，手摸门洞里那些清冷的条石，想找见战马飞起的铁蹄留下的足印；跑去看长城，长城卧在阳光下的戈壁中，被刮过来、荡过去的戈壁风撞得喘不过气来。

    现在，那个曾经长出一丛绿草的地方，变成游人如织的花博园了！水上的白鹅群，如盛开的白玉兰般游来游去。这是我曾经梦想的样子，又多出了几许历史册页里的繁华。

    坐在嘉峪关关城内“讲好中国故事”高峰论坛现场，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纪录片与文学》的主题演讲，世界在我的眼前一页页翻开，海阔天空、大河奔流，心思和意念豁然开朗。

    嘉峪关也向世界敞开了怀抱，一年四季，都有操着不同口音的游人来这里游历，特别是夏天，城楼上人头攒动，不同服饰、不同籍贯、不同国籍的人，从不同的方向奔向嘉峪关。

    阳光下、风雪中，关城下守着苍茫戈壁晒了几百年太阳的长城，偎在绿树丛中安闲地打发着时光。

    我离世界很近。

    有一次过年前，我一边在家里做卫生，一边在网上选购过年物品。窗外下着大雪，积雪有一尺多厚，同事说，你现在买了也是白买，年后才能送到。没承想，几天后，年货就送达我的手里。

    从前，村落是我们的世界；现在，世界真的成了一个村落——我生活的城市与世界没有了距离，我与世界也没有了距离。

    （作者：胡美英，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