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木八十年

    【艺境观象】   

    “木刻是个累活，累上瘾改不回来了，就这么刻了我半辈子。”“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这是96岁高龄的“鬼才”黄永玉亲题手记中的话。参展作品涵盖他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版画作品近两百件。入木八十年，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从艺态度跟文学态度一样，依靠的是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

    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少年黄永玉因看到版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始行动起来。他讲述那时的自己还不懂得木刻工作的意义，只浅尝到它的快乐和兴奋。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他，却有着对于生活的敏锐感受力和过人的天资，他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路开始，创作了大量的版画作品。正是这种源于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使他刻下的每一刀、每一划，都迸发出鲜活而绵延的力量。

    新颖绮丽，有感而发且想落天外。从《风车和我的瞌睡》《鹅城》《我在海上一辈子》《苗舞》等经典作品中，可以一窥黄永玉40年代早期的版画创作风格。展览上，黄永玉为表叔沈从文所著小说《边城》创作的两幅木刻插图《吹笛》《花环》同框展出，质朴中透着浪漫和诗意，娓娓讲述着湘西边地的故事，刻下的恰是对于故土无比眷恋的情怀。

    1936年，黄永玉离开家乡湖南凤凰，辗转多地，直至50年代初，他受邀回到北京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筹建。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开始尝试在新兴版画的创作与教学中寻找更深层的语言表达：他深入小兴安岭森林，创作了大量森林题材的木刻版画；他被派往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他还在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今石林彝族自治县）额勺依村住了两个月，以村里的彝族撒尼妇女普支委为模特，创作出此后享誉画坛的“阿诗玛”形象，这样的经历也成为他“一生难忘的美丽段落”。

    尽管这组为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的插图仅有10幅，但风格各不相同，其中的《阿诗玛像》《吹口弦》《织布》作为代表在民间广受欢迎。《阿诗玛像》是这组套色木刻插图的开篇，主人公阿诗玛侧面的形象端庄而秀美。亮丽的少数民族头饰图案、生动的线条和简约的脸部勾勒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头饰上的织穗垂落到肩上，青绿色的上装与头饰相呼应，越发衬托出阿诗玛的脸庞，耐人寻味。

    创作于1961年的《春潮》同样堪称经典，摆放在三层展厅极为醒目的位置。在黄永玉现有的木刻作品中，这样的题材和表达方式并不多见。跃出海面的鲨鱼背后，海浪和漩涡构成惊心动魄的视觉张力，涌动的细线却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船上的渔民，细腻中充满着戏剧性，令人叹为观止。

    《在森林中》是黄永玉的妻子张梅溪根据在小兴安岭森林生活的背景所著的儿童文学，黄永玉为这本书创作了一系列的木刻插画。淘气的小黑熊，森林小学，开往南方的火车，林场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在展厅一隅，不仅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小兴安岭生活的生动片段，也能感受到夫妻二人琴瑟相合的默契。

    为各种文学故事，尤其是为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插图，黄永玉尤为擅长，其中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树一帜。展厅里，众人为黄永玉刻刀下那些幽默、诙谐的小人儿或动物们忍俊不禁。狡猾的狐狸，井底的青蛙，流亡的小鸭……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却又不同于儿童世界里纯真无邪的化身。这种天真趣味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赋予了黄永玉的寓言插图意味深长的语言与形式，引人遐想。

    进入20世纪60年代，黄永玉不断拓宽着中国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他的版画风格逐渐向浪漫美学范式回归，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了一股新风。1983年，黄永玉创作了《童年，那四月温暖的风》，延续了《春潮》时期的风格，但时光一转已过去了20多年。在此期间，他历经社会变迁，他的版画中的造型与线条，装饰与对比，成为新兴版画运动发展到80年代的绝唱。

    “我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大背囊，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被人当笑话讲的十几斤重的磨刀石”。展厅里多块木刻原版首次与作品对照展出，让观众直呼是“难得中的难得”。这些饱经沧桑的原版跟随着黄永玉经历过战乱与流浪，如其所言，漂泊了一生。“我怎么活过来的？要不看到这些木板，我几乎忘记了。千山万水贴着肉的、贴着肉的什么呢，贴着肉的骨头吧！这一堆骸骨啊！”他没想过这些木刻板子居然还能聚在身边，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不离不弃。

    晚年的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但他手中的刻刀促使他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尝试转向更多艺术语言的探索。“我一辈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不多。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不敢懒惰，怕都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

    一生漂泊，颠沛流离，却也突显出黄永玉卓尔不群的才情，他的人生如同这一刀一刀的刻痕，独放异彩。

    （本报记者 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