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审判与历史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过去了75年，但它给人类带来的创伤无法抹去。战后对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审判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东京审判以及相关的战争犯罪审判也过去了70多年，作为二战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而是作为历史记忆流传于世，警醒未来。

战犯审判的历史意义

    战后通过司法形式审判惩罚德日的战争罪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盟国的共同意志。纳粹德国在欧洲的肆意侵略和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日本军国主义长达14年的对外侵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严重摧残了人类文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1943年10月，苏英美代表世界上32个反法西斯盟国发表了“关于严惩战犯的宣言”，表示战后将共同严惩大屠杀等严重犯罪，并组成了“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调查德日法西斯的战争罪行。1945年7月盟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明确表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制裁”。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即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严重违反国际法，策划和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且战争暴行之残酷，人类生命和财产损失之大，旷世未见。两大审判都不是单纯的司法审判，也不是单纯的政治审判，而是体现了司法与政治有机结合的国际大审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战犯审判的必要性和意义，正如起诉人所言：被告的战争罪行“人类文明无法对此容忍，无法对此置之不顾，否则将会不可避免地使这种灾难重复出现”，“对于发起范围如此之大的侵略战争的责任人，文明国家将会对其予以严惩，并藉此捍卫文明”，“我们在审判中追求的是预防或震慑战争，绝非为复仇或报复等狭隘卑鄙的目的”。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审判，正是体现了文明对野蛮的审判。战犯审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两大审判的政治和历史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惩罚战争犯罪来震慑和防止新的战争犯罪；二是揭露德、日的侵略战争罪行，警示后人不再重蹈历史悲剧。两大审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上述战争犯罪的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它昭示世界，谁胆敢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不管他地位多高，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两大审判的法律意义主要表现在明确了侵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概念，并成为国际刑法的首次成功实践，为国际刑法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记忆的错位

    但是，战犯审判结束之后，围绕审判的评价，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日本和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之间，这种差异更显巨大。举一例说。2006年，一部叫《东京审判》的电影在我国上映，影片以历史艺术的形式，对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东京国际大审判进行了客观回顾，重现了惊心动魄、唇枪舌剑的历史场景。它告诉观众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被告的战争罪行、战犯审判的公正性，深深地印刻在广大观众的心里。但是，同样的主题，1998年，日本也曾公映过一部反映东京审判和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影片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公然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喊冤，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影片留给观众的历史记忆完全是错误的，即“东京审判是不公正的，被告是冤枉的，日本的对外战争是自卫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等等。对东京审判的不同描述所带来的不同的历史记忆，实际上是不同历史观的反映。而日本秉持狭隘的自私的民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记忆客观性的重要因素。

    受冷战影响，日本战后民主改革半途而废，在长期保守右倾政治的引导下，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泛滥，影响了日本国家、社会和国民正确历史观的形成。东京审判刚结束，日本就朝野合力，开展释放服刑战犯的活动，使大批在押战犯被提前释放，许多人重登政治舞台，甚至成为日本政党领袖和政府首脑。日本政界从不认真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反省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应负的战争责任，反而极力否定东京审判，否定侵略战争的历史。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参加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在每年一度的原子弹轰炸纪念活动上，日本领导人都会强烈谴责原子弹给和平城市和市民带来的惨剧，与会者都会声讨原子弹爆炸的罪恶。但没有人提及日本为什么会受到原子弹攻击，几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怎么引起的，也没有人提及日军在南京等地犯下的灭绝人寰的大屠杀罪行，更没有人揭露由广岛的子弟兵组成的日军第五师团在侵华战争中的残暴劣迹。这样失真、片面、错位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这样的诱导下，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获得的是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片面和错误印象，掩盖了日本是战争施害者的真实情况。国家权力者操纵的国家记忆、不断变化的社会记忆以及不同战争体验的个人记忆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很难形成共有的、正确的战争和历史记忆。

构建正确的历史记忆

    由于经历者的地位、立场、环境、体验和认知的差异，他们对历史的记述不尽相同。后人在意识形态、社会变化等因素作用下，会在原始的历史记忆基础上进行再构建，形成新的历史记忆。这一构建过程充满了主观性，深受历史观的影响和左右。战犯审判的历史记忆也是如此。战犯审判主要反映的是战争记忆，而战争记忆不仅有个人的记忆，也有群体、民族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记忆，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呈现一种复杂结构。

    长达14年的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不仅给受害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普通国民带来了难以弥合的身心创伤。但是，日本一些政治势力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而国民一方面痛恨那些身居国家领导者地位的战犯把日本带向战争深渊，致使国民受难，国家濒亡，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他们的同胞作为战犯受到异国敌方的审判，进而对战犯怀有同情。这种复杂情感对战犯审判历史记忆构建的客观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日本的战犯审判观和历史认识也不是一元的。一批有正义感的日本精英知识分子和社会进步团体，在反省侵略战争、肯定战犯审判、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方面作出了努力，他们正视历史、勇于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精神令人敬佩。

    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5年，战争的亲历者逐渐离世，战犯审判的主要当事人也都已作古，历史步入了以讲述“记忆的历史”来传承历史的新阶段。战犯审判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精神，有赖于正确客观的历史记忆的构建。而构建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忆，必须有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构建历史记忆的时候，日本必须克服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束缚，秉持公正和正义的精神，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去审视战争、审视历史。只有这样，二战的历史记忆才会真实、客观。

    （作者：宋志勇，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主要成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