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汉画像石的双重审美

    南阳汉画像石在世俗性与浪漫性两方面互补融合，与其他地域的画像石相区分。若以审美视角切入，则可以尝试为中国古典艺术的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南阳汉画像石的世俗性审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南阳汉画像石是对汉代日常生活的艺术再现，体现出浓郁的烟火气与世俗性。南阳汉画像石中存在诸如农耕图、市井图、庖厨图、宴饮图、乐舞图之类偏向公共性空间的叙事图像，如《建鼓乐舞图》《宴饮图》《车骑出行图》等，它们从世俗的维度，刻画了汉人的日常生活，成为画像石中颇具生活气息和灵动气氛的部分。尤其是乐舞与百戏图，可分为自娱、娱众、娱神三类，将功利性与审美性相结合，具有写实主义特征。

    另一方面，南阳汉画像石更进一步的世俗审美，则体现在汉人的价值评判标准上。这以对历史故事的刻画与表现最为集中。南阳汉画像石将流传于民间的历史故事进行整理加工与艺术化的处理，体现出汉人与前代不同的精神气象与价值判断。最典型的画像石莫如“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与“聂政自图”三图。“三士”在汉以前的认知中，通常作为反面的典型。但在《汉乐府》民歌《梁父吟》中，则作为正面形象，反而对晏子带有贬义。汉人将“三士”作为墓葬图像的素材予以刻画，充分反映出对这一价值判断的肯定。又如荆轲与聂政相关图像，说明了汉人对侠义之道与悲剧英雄的认可。这些画像石，反映出更深层次的世俗性审美，蕴含着汉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情怀。

    汉画像石所呈现出的图像是汉人对死后世界的构建。既有世俗性的刻画与描摹，也蕴含着浪漫主义的生命狂想，尤其是楚文化的审美张力，对包括汉画像石在内的汉代艺术影响深远。具体表现有三。

    其一，宇宙的探索与想象。以对天象星宿与天文景观的刻画为典型，如频繁出现“四灵”图，四灵即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星宿，在汉人的想象中以四灵正四方。而南阳汉画像石则对此四灵进行具体的刻画与演绎。由这些图像可知，彼时之“龙”已初具后世传统定义之“龙”的形象。“玄武”则是龟与蛇的合体。又如对日月北斗的刻画，“日月星辰”画像中，日以阳鸟为具象，月则以蟾蜍为具象。“日月合壁”图中，阳鸟腹中有一蟾蜍，是为日食天象，为彼时祥瑞之兆。

    其二，神话传说的演绎。如以女娲伏羲为中心的始祖神话。《楚辞·天问》有“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女娲伏羲像有分立与交尾两种，以交尾双螺旋形态为夥，体现出早期人类对始祖的崇拜与想象。又如以“风雨图”“河伯图”为代表的神祇传说，将风、雨、河等自然之物形象化、具象化。河伯出行图中左边二人各执戈矛，以作庇护之用，其后有六鱼，两鱼各居于边，四鱼居中，共驾一华盖车，车中有二人，河伯居于中，一女居于河伯之侧。车后又有二仙侍乘鱼荷戟以作护佑，其模拟《楚辞·九歌·河伯》，将文字转为图像呈现，对其进行再创作的具象化演绎，浪漫而瑰丽。

    其三，人物形象的审美变迁。以对天神的形象刻画为典型。如西王母图，西王母形象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断融合下渐趋迁改。面目从模糊过渡到清晰，面部表情从狰狞过渡到慈祥，整体形象从半人半兽过渡到法相庄严的神祇。这类形象的变迁，可作为汉人信仰寄托的载体，在艺术设计上彰显出一种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写实中引入绚烂的想象，这也正是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魅力所在。

    南阳汉画像石受到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双重影响，俗世审美与浪漫审美并非处于分离状态，而是两相融合，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主要具备两个特征。

    其一，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南阳汉画像石以朴素的手法酝酿浪漫的情怀，蕴含着独特的艺术审美性。它源自汉人的生活，包含着汉人对世界的认知，是汉人思维方式的反映，但又经过艺术化的加工处理，蕴藏着汉人的生命狂想。其通过白描、夸张、象征等手法，尝试将现实与理想相融合。

    其二，功利与神幻的统一。南阳汉画像石将功利与神幻融合为一体，集中体现出作为器的现实功能与作为艺术的审美载体之间的角逐与协调。一方面，南阳汉画像石作为墓穴艺术，在两汉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具有了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性质。另一方面，道家神仙方术思想、鬼祀巫风等楚地文化遗风又与之相融，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功利性，同时又酝酿出浪漫主义的神幻气质。值得注意的是，汉画像石中的“羽人”，与今时审美颇为不符，其通身长满羽状之物，带有翅膀，是彼时道家方术神仙思想的外化呈现。这些图像虽然与世俗的民间信仰有关，但更大程度上却具备神幻属性，蕴藏着汉人对未知世界的热切探索与对自身生命的珍惜渴望。

    南阳汉画像石潜藏着原始活力，现实与幻想相协调，俗世与浪漫相融合，逐渐成为抒情性与叙事性并重的艺术典范，而这种双重审美则有内在驱动作为支撑。

    其一，儒家思想的驱动。东汉之时，经学之风日盛，南阳汉画像石中“讲经”类主题即这一风气的佐证，其“成人伦，助教化”的思想广泛渗透于包括乐舞百戏之内的艺术领域。又如明君忠臣图、贤士孝子烈女图，二桃杀三士等图像，包含着汉人的伦理思想与道德评判体系。这些思想融合在汉画像石图中，由有意识地雕琢刻画而渐趋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本能作为，影响深远。

    其二，民间信仰、民间风俗及五行观念的驱动。南阳汉画像石的不少图像故事可追溯到远古图腾信仰和民间风俗。如伏羲女娲图像、西王母东王公图像等。又如体现民间风俗的羽人、傩戏、乐舞百戏等图像，也与楚文化影响下的升仙思想及打鬼辟邪思想相关。这些源自世俗的思想，与彼时流行于汉代上层社会的阴阳五行学说遥相呼应，因此得以发扬盛行。

    其三，浪漫主义审美的神话驱动。南阳汉画像石中展现的神话传说，以《楚辞》为核心，兼综《诗经》《山海经》《淮南子》等典籍展开，以楚文化遗留下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气质，将文字记载通过浪漫的想象而外化为图像的表征。

    以此可见，若从审美的视角展开对南阳汉画像石的研究，可以将其从艺术形式的表象层面，引向携带文化因素与审美因素的综合立体建构中。

    （作者：林 涵，系浙江树人大学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