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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2日 星期日

    十年后,“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莫言获诺奖后首部作品《晚熟的人》发布

    作者:本报记者 韩寒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2日 03版)

        发布会现场,莫言谈新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7月31日晚,作家莫言蕴积十年的新作《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发布。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由十二个故事组成,以作家“莫言”获奖后返回故乡高密的所见所闻为视角,描绘了一个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的世界。

    那个“莫言”,被这个莫言所打量

        与过去《红高粱家族》等作品写历史不同,这一次,莫言关注当下。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在发布会现场,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谈道:“尽管这本书创作了很多人物,但最触动我的是那个叫‘莫言’的人。那个人也是一个作家,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享受着声名同时也为声名所累。在写作的时候,那个‘莫言’被这个莫言所打量。”此外,李敬泽敏锐地注意到,整本书的故事都是落地到“现在”,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一定程度上被历史化经典化的作家,但当他作为一个活动于现在、活动于此时此刻的人的时候,面对这个庞杂世界,会产生和当下所有人一样的迷惘和感叹。

        “这部小说,我是一个写作者、同时也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深度地介入到书里。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莫言说。作家还乡是一个很经典的视角,这样的视角鲁迅等中外作家都使用过,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写作时也用过,只是这一次再次使用,视角本身发生了变化,一是随着作家年纪增长自身眼光有变化,二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盛名后再次遭遇商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故乡,经历更为复杂,莫言分析道。

        书里写的依旧是“文学的故乡”高密东北乡,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已一去不复返。对于家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一切历史都曾经是当下,所有的当下也都会变成历史。”只有意识到一切当下都会变成历史、所有作为都会留下印记,才会明白人要负有责任。同时,只有明白一切历史同样是当下,才会明白我们温故知新,就可以从“当年的当下”里汲取教训、获得智慧,莫言这样理解。

    老和尚只说家常话

        在这本沉淀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故乡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作家毕飞宇曾用“两个心脏、四个胃、八个肾”来形容莫言,以此表达他在阅读莫言作品时感受到的能量。“以前像大色块的油画,这一次加入了线条。”毕飞宇这样谈自己的感受,“如《斗士》这篇文章里对主角武功和村里一个外号叫黄耗子的青年打架的描写,就是典型的白描。我喜欢武功这个人物,如文章结尾所说,‘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在咱们以往的文学作品里,凶残者和弱者并不并存。但这一次是例外,这或许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文学创作圈有句话,叫作真佛只说家常话。修行了一辈子,一开始当和尚的时候经念得云山雾罩,最后发现老和尚只说家常话。因为老和尚终于修行到他觉得家常话就能把事说明白的境界了,”李敬泽评价道,“对一个作家来说,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追求,莫言现在到了只说家常话的时候了。”

        莫言认为,相较于过去的创作,《晚熟的人》少了血气方刚剑拔弩张,更加沉静平实,也更为幽默松弛。

    文学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的“无用”

        对作家而言,“早熟”是常态,为何莫言会为新作取名“晚熟”?

        对此,莫言分析道,“晚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艺创作角度看,一个作家或一个艺术家过早地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文学家、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变化,不断超越自己。因此,“晚熟”是一种创作的态度,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自己的创造力,能够保持得更长久一些。

        “像前浪在沙滩上打了个滚儿,翻过来又变成了后浪。”李敬泽打趣道。

        发布会现场,莫言、李敬泽、毕飞宇三位作家坐而论道,“文学的使命”是绕不开的话题。

        文学跟科学不一样。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直接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屠呦呦发明青蒿素,能迅速治疗疟疾。但千百年来,文学的发展变化比科学小得多,它对人类社会看起来没什么作用。但文学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的“无用”,在于它非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莫言谈道。

        李敬泽认为,文学中包含着一些“无形”“无用”但却至关重要的价值。“文以载道。在中国传统中,文学更是负载着至关重要的使命。中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不一样,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和其他文化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中,文的传统、文学的传统几乎是我们民族一个支撑性的精神构造。不管我们对文学的具体理解是什么,我们通过文学所要解决的,是‘晚熟的人’中的那个‘人’的问题。对于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下成长的人而言,一生要面对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不管怎么变,载体无论是书籍还是屏幕,在中国都不会失去它的意义和作用。”

        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十年。有人说莫言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获奖感言时,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晚熟的人》付梓,那个“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本报记者 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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