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鲋的文化立场

    孔子八世孙孔鲋是秦代文化闻人。实现统一之后的秦帝国任用了一些儒生多方面参与文化咨询，而孔鲋没有进入这一群体。在陈涉发起反秦暴动，六国复国浪潮涌起之后，孔鲋任职张楚政权。孔鲋持与秦王朝不合作的立场，据说他有“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的表态。孔鲋通过切身体会，应当认识到秦文化的实用风格怎样阻碍了社会才力的发挥，延滞了学术思辨的进步，并且影响了秦政治史的走向。考察孔鲋的文化立场，对于理解秦汉之际儒学的历史风格，也有积极的意义。

一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载了孔鲋在秦末社会动荡中“往归”农民暴动首领陈胜的事迹：“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裴骃《集解》：“徐广曰：‘孔子八世孙，名鲋字甲也。’”

    据《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至孔鲋世系，于“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之后，又说：“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梁玉绳《史记志疑》就孔鲋的名号有所讨论：“案：《孔光传》是‘鲋’，而《儒林传》作‘甲’，师古曰‘名鲋字甲’。《后序》子鱼名鲋，后名甲。《孔丛·独治篇》子鱼名鲋甲，陈人或谓之子鲋，或称孔甲。《史》失书其字。”

    班固《汉书》卷二〇《古今人表》载录内容截止于秦末。表列九个阶次，即所谓“列九等之序”，以“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九等，即：“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孔鲋列名于“中中”，与时代大略接近的人物淳于越、李牧、燕太子丹、鞠武、荆轲、樊於期等列为同一等级，较列为“中上”的韩非、燕将渠、乐间、高渐离低一等次，而高于列为“中下”的秦始皇、李斯、秦武阳、项梁、秦子婴、项羽、陈胜、吴广。班固等列古人，或许自有其文化深意。

二

    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孔鲋”条说：“孔鲋，秦。穿子，字子鱼，亦字甲。博通经史。秦始皇并天下，召为鲁国文通君，迁少傅。李斯始议焚书，鲋闻之，收其家《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壁中。隐居嵩山，教弟子百余人。后陈涉为楚王，聘为太傅，寻托疾而退，卒于陈。著书二十篇，名曰《孔丛子》。”（《中国人名大辞典》）《阙里谱系》写道：“九代鲋，字子鱼。该览六艺，秦并天下，召为鲁国文通君，拜少傅。秦焚书，乃归藏书屋壁，自隐嵩山。陈涉起，聘为博士，迁太傅，仕六旬，言不用，退。卒于陈，年五十七。著《孔丛子》。”孔鲋“鲁国文通君”“少傅”等职任的有关信息，当据此。

    《孔丛子》见于《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经》，称“陈胜博士孔鲋撰”。《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四》称“汉孔鲋撰”。《孔丛子》又有题“汉太傅孔鲋著”者。（〔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五）所谓“汉孔鲋”与“汉太傅孔鲋”之说，与《史记》有关孔鲋死于陈涉败亡之时的记叙不合。

    前引《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说，孔鲋“为陈王涉博士”，《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说“为陈涉博士”。孔鲋任张楚政权“博士”，大概是确实的。

三

    称《孔丛子》“汉孔鲋撰”或“汉太傅孔鲋著”者，都是错误的。孔鲋人生的终点，在汉王朝建立之前。

    前引《阙里谱系》说：孔鲋投入陈涉政权，“仕六旬，言不用，退。卒于陈，年五十七”。宋人已有孔鲋在张楚政权“托目疾而退”的说法。如宋咸《孔丛子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孔丛子》十卷”条。所谓“退”，似有意疏隔孔鲋与张楚的关系。但是此说没有早期文献的依据。孔鲋“卒于陈”的具体情形，《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汉书》卷八八《儒林传》：“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

    我们看到两种说法，一说孔鲋已“退”，但是仍然“卒于陈”；一说“与涉俱死”。看来后一种说法或许可信。而且即使“言不用，退”，或者托疾“退”，也同样可能“与涉俱死”。《盐铁论·褒贤》“大夫”之言也有关于孔鲋之死的信息：“文学高行，矫然若不可卷；盛节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陈胜释挽辂，首为叛逆，自立张楚，素非有回、由处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长衣，容衣也。——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孔甲为涉博士，卒俱死陈，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也说“俱死陈”。所谓“与涉俱死”，可以说明孔鲋的政治表现。

    陈胜暴动，“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孔鲋往投。农民军失败，“卒俱死陈”。孔鲋之死体现的文化风格、政治态度和人生原则，其实是值得文化史学者重视的。

四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东巡至泰山下，曾经就“封禅”程式咨询齐鲁儒生博士，因所议“难施用”，于是“由此绌儒生”。看来，可否“施用”，是秦始皇文化判断和政策选择的重要标尺。“难施用”，《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写作“难施行”。《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评价东方学者所谓“奭也文具难施”之“难施”，应当有与“难施用”“难施行”接近的语义。

    据《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三十四年”，孔鲋评价秦政，曾经表示“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也强调了文化态度的这种区别。《孔丛子》卷中写道：“秦始皇东并。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曰：‘子之学可矣，盍仕乎？’对曰：‘臣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不可仕也。’子鱼曰：‘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通遂辞去，以法仕秦。”对于秦政鄙薄和敌视儒家“文学”的政策，有的儒生依然坚守文化立场“为不用之学”，有的儒生则“能见时变今”。“所学”之“用”与“不用”，似乎形成了政治态度的分野。

    据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孔丛子》有的版本记录孔鲋明确说到“有用之学”。叶氏藏本、蔡宗尧本、汉承弼校跋本、章钰校跋本孔鲋语都可以看到“吾不为有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字样。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八《艺苑三·图籍》引《孔丛子》所载子鱼语则作：“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资治通鉴》所取用的，应当就是这一记录。孔鲋言辞所透露的信息，似乎可以反映秦时当政者对所谓“无用之学”的轻蔑与无知。

    秦文化高度务实的倾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得以突出显现。秦实现统一，技术层面诸多优越条件的作用（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应与此有密切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推崇“实用”之学至于极端，简单武断地否定所谓“不用之学”“无用之学”，自然不利于历史意义深刻而长久的理论思考、文化建设和教育进步（王子今：《秦“功用”追求的极端性及其文化影响》，《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0辑）。

    有学者曾经指出：“秦之学术的作用多在形而下的实用方面。这个特点实际在于由秦国到秦王朝的统治者对学术的约束而形成的。”“秦统治者的这种态度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严峻的国与国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他们需要的是用速成的办法富国强兵，以应付当时对秦国不利的国际环境。这样一来，真正思辨的思想家是难于见用的。”（张文立、宋尚文：《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的意见是基本正确的。然而，既要看到当时普遍的政治情势，也应当注意秦人“功用”追求的极端化特征及其文化传统背景。孔鲋“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的表态，是清醒的政治态度的申明，也体现了对确定的文化立场的坚守。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