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访名家·对话“90后”】
不算大的书房里堆满了书，书桌上除了正在写的书稿和学术文章，还有一堆已经读过许多遍的中医经典。93岁高龄的首届国医大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周仲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些早已熟记于心的经典仍被周仲瑛放在手边不时翻阅，“医道无穷，常读常新、常悟常进”。出身中医世家的周仲瑛秉承家学、深耕杏林，为奠基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模式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中医不是慢郎中，抗击疫病大有可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周仲瑛对身边学生说：“中医人又将迎来一次大考！”
“辨证论治”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医学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医药可以及早介入应对新的疾病的“利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医院被指定为定点收治医院，收治了南京全部确诊病例。周仲瑛带领团队与医院合作收集一手临床资料，经过对临床症候的综合研判，提出此次疫情病因是“瘟毒上受、湿毒为主”，基本病机是“湿困表里、肺有伏热”的前瞻性判断。“治疗疫病，中医关注的不单单是病毒，而始终是针对患病的‘人’。通过整体、辨证及个体化的治疗，调整并提高机体整体抗病功能。”周仲瑛说。
周仲瑛一边指导学生在一线救治病患，一边通过临床资料完善辨治思路，亲自拟定的《江苏省新冠肺炎中医辨治方案（第三版）》作为中医临床救治的权威指导意见由江苏省卫健委正式发布。
“中医不是慢郎中，抗击疫病大有可为。”周仲瑛说。他的底气来自中医药2000多年的理论基础和抗疫实践，也来自个人几十年丰富的瘟疫辨治临床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暴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周仲瑛临危受命，带领团队深入苏北疫区近十年，经治千余例患者，总结提炼出“三毒致病”等学说，经团队治疗的患者病死率从当时的平均7.66%降至1.11%。
一生与瘟疫“交手”无数的周仲瑛，对于疫病防治无时或忘。2018年，周仲瑛不顾九旬高龄，完成了关于中医辨治外感热病的呕心细论，并在《中国中医药报》整版公开发表。这项研究也为这次迅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创新才具有原创性”
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看到新闻后，周仲瑛高兴地说：“现在是中医药空前发展的最好时机，中医药人当自信、自强、自主、自立。”
“源于中医，衷中参西，继承发展，回归中医。”周仲瑛一直致力于在自主创新中推进中医学的发展。构建中医内科学学科体系是周仲瑛对中医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之一，为临床专业的分化开辟途径。他还为中医内科急症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使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回顾几十年来中医学的发展历程，周仲瑛认为：“没有传承就没有真正的创新，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创新才具有原创性。”
通过这次中医药参与抗疫的经验总结，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周仲瑛的信心更足了，提出要坚持以中医药理论创新作为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中医学”，理论创新要从临床实践中来，也要回归到指导临床应用中去。“中医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医教育、临床和科研都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性改革，既要体现中医原汁原味，也要吸纳现代科学成果为我所用。”
“中医传承离不开师带徒”
经历了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从无到有，在周仲瑛看来，培养好后继人才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使命。“没有真正能看病、能看好病的中医，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中医？”周仲瑛笑着说。
离开临床一线之前，在位于南京中医药大学汉中门校区的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周仲瑛的诊室和紧邻的示教室之间设有一面单向玻璃。这是为了让更多学生能亲身体悟周仲瑛的临证经验设置的。除了在诊室里侍诊抄方的学生，还有十几名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学子隔着玻璃同步做着笔记。跟周仲瑛抄过方的学生都是从“坐功”练起，“跟周老抄方，没点儿体力和定力顶不下来！”
对于医道传承，周仲瑛的态度近乎虔诚。在他看来，“温经典、传师道、重临床、善感悟”是中医学术水平得以不断提高的必经之路。他常说，“中医传承离不开师带徒。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诊室就是最好的课堂！”周仲瑛对前来请教的后学都会悉心指导，“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一手过硬的中医本领，能发挥中医特色优势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我就成功了”。
熟悉周仲瑛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无论是给学生还是给同事修改审阅文章，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他都会仔细地看，而且从来都是用铅笔做批注。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一般都是用红笔，他为什么用铅笔呢？有年轻学生好奇地和他聊到这个话题，周仲瑛说：“虽然我年纪比你们大，但学术上我们是平等的。我用铅笔作批，如果我批得不对，你们还可以给我修改。”
虽然铅笔的字迹有朝一日可能会褪色，但是，周仲瑛大医精诚的风范在患者、在同仁、在学生的心里，永不褪色。
（本报记者 苏雁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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