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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5日 星期六

    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作者:陈鼓应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5日 11版)

        方勇教授开创“新子学”,尝试为整个诸子学界乃至思想界探索发展新方向。他近年关于“新子学”的文章都很有分量,从《“新子学”构想》到《二论“新子学”》,再到“三论”“四论”,每一“论”都独具见解。

        “新子学”所主张的多元精神,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在《“新子学”论集(二)》的序言中提到,多元文明的观念已经成为常识,当代的学术眼光应更为开放,不应把经学、子学高下作为前提,也不必拘泥于六家九流之说。先秦经典是不同源头思想融汇的成果,我们应当一视同仁,观其会通,发掘早期文明之幽光,熔铸现代中国之魂魄。“新子学”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学界关注,相关的讨论文章很多,以“新子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已举办了八届,《“新子学”论集》已出版了三辑,第四辑也拟开始搜辑。历来子学研究成果固然丰硕,但我们要面对的是现代中国的复杂情境,故而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在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召唤出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开出新境界。从这个层面来看,“新子学”是有学术创新与思想变革意义的,这样的理念得到关注自然在情理之中。方勇教授的所有钻研与构想,目标并不只是成就个人,而是要为诸子学整体发展提供坚实而富有生机的新力量。

        先秦诸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期,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先秦诸子大多着眼人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从青年时代起,尼采和庄子就是我精神的原动力,尼采让我积极,庄子让我开阔,二者所发扬的生命活力,汇流在我的心中。

        先秦时代思想多元并起,道、儒、墨、法四家的影响都很大。儒家虽然保守,但是其人文传统是值得肯定的。墨家可以说是古代的社会主义者,其兼爱的思想蕴含伟大的人道精神,其对亲亲政治的批评今天还有意义。法家反对人治,主张法治,反对贵族特权,积极入世,这些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诸子各家间思想相斥又相生,道家的艺术心态可以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与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的天志论,而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则又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

        诸子学自诞生伊始,各派之间便蕴含着“对话传统”与互补的可能,作为儒道两派创始人的孔、老二位先哲便有过相会和交流,许多典籍中尚保存有交谈的相关内容。从这类记载来看,孔、老对于混乱的时代该如何应对之,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对待周代礼乐制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孔、老之间观点的差异代表了儒道两家文化观的差异,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的分歧,这也为中国文化开出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不过,孔、老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学术宗旨的差异恰恰为两者之间的互补提供了可能,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指出的:“(儒道)这两派思想主张如同两极那样背反,但它们又像是同一轴的两极。”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则将孔子跟苏格拉底、佛陀、耶稣一同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把老子列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并认为孔、老“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

        诸子学研究可以为当今世界展示一个多元的古代世界,各家互补,共生齐鸣。我所以对方勇教授的工作表示赞赏,正是缘于这点。我与方勇教授,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同行,更是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同道。

        这二十多年来,我往返于太平洋东西两岸,对人类相害、异类相残,有很深的体会,这让我愈发深刻地意识到庄子齐物思想的现代精神。庄子讲到“啮缺问王倪”的寓言,其中有“孰知正处”“孰知正味”的发问,正能够破掉人类自我中心的桎梏。如何发掘诸子学资源中的这些活生生的意义,值得读者深思,更需要研究者长期努力。我在研究黄老学时发现一个现象,可以称作古代道家的现代化,即从老子、庄子到黄老学的新发展,黄老派一面继承老子的道论,又引入时代所需的法治观念,推动了先秦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显示了道家思想有不断更新的生命力。当代的诸子学研究也应该追求现代化,从胡适开始的名家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秦时代法观念的意义,也颇值得深入探索。有青年学者从墨家的宗教意味出发,探索“新墨家”,我也非常赞赏。

        子学蕴含着对现代世界意义非凡的精神,这便是人文意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某些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形态,中国自殷周以来便形成了人文思想传统。儒、道等诸子学派多以殷周文化为基础,故而先秦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异之处,就是人文意识的自觉较早,而思考尤为圆通。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世界有非常大的启示。世界其他地域的文明形态中,大多情况下,神会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带来权威意识、专断行为、教条作风及偶像崇拜,而人的尊严、自主、自信被大幅压缩。先秦诸子则从不同方面展示出人文精神。我曾在《“新子学”论集》第一辑序言中提到,自古及今,人类不停地面临三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己内心的冲突。环顾眼前的世界,这些冲突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一些霸权意识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子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对话、和谐的精神,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总之,诸子学已开创出一个新的思想时代,我们完全能够在诸子多元互补的基础上,创造现代中国文化,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1998年5月4日,我与方勇初次见面。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褚斌杰先生做博士后。2007年12月中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方勇教授把《庄学史略》的校样赠予我,请我作序。年轻学者能有这样的功力完成这部著作,我十分佩服。2008年,他将三大卷的《庄子学史》送给我,告诉我《庄学史略》只是此书的缩减本,使我愈发对他刮目相看。

        方勇教授在个人撰述之外,还创办了《诸子学刊》,并连续主办诸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启动《子藏》编纂工程,倡导“新子学”理念。我在《诸子学刊》上曾发表过几篇文章,也参加了《子藏》论证会与成果发布会,并主编其中的《子藏·老子卷》,“新子学”会议我也参加了两次。2018年10月,我与方勇教授联名举办“首届诸子学博士论坛”。相识相交二十余年,方勇教授对待同道的赤诚与对待学术的勤勉、毅力、自律,可谓历历在目。如今《方山子文集》即将出版,方勇教授嘱我作序,我自然很是欣喜,不仅为他的个人成就,也是为诸子学研究的整体进步。

        方勇教授的学术风格与研究著述极具个人特色,在他的同辈学者中堪称出类拔萃。其中,尤以他的庄学研究最为突出:《庄子学史》博大精深、厚重宏通,令人震撼;《庄子纂要》汇集历代庄学研究精华,并每每断以己意,于庄学研究贡献殊多;《子藏·庄子卷》汇聚历代庄学文献,收录精而全,是严灵峰先生《无求备斋庄子集成》之后最大的庄学文献集成;《子藏·庄子书目提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历代庄学研究的路标。再加上其他各类普及性的庄学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庄子研究系列。此次的文集编纂,将方勇教授的庄学著作进行汇总,我觉得很有价值。

        方勇教授对于学术发展有着深远而宏大的设想,庄子研究之外,他还启动《子藏》编纂工程,为今后诸子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功德无量。关于《子藏》工程的难度和意义,我曾将它比作青藏铁路工程。历代子学著作繁多,分布极为零散,版本情况纷繁错杂。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将它们搜罗起来,将其中的精华筛选出来,对学者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子藏》以“全且精”为原则,考察版本源流,搜集稿本、孤本、稀见本、手批本,力求将历代子学成果网罗殆尽,构建一座巨大的子学宝库,对今后诸子学研究有着非凡的意义。文集所收录的《〈子藏〉纪事》一书,记载了与《子藏》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涵盖从酝酿到实施再到成果发布的各阶段。我想读者会对《子藏》的难度和分量有更深的认识,也会对《子藏》团队的毅力和付出有更多的敬意。

        文集中让我产生共鸣的还有方勇教授的乡梓情怀。乡梓之情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质,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两者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殷周时期的祖先崇拜和宗法伦理观念。方勇教授是浙江浦江人,他的二十四世祖方凤是宋元之际有名的遗民诗人,方勇教授承袭了先人对家国故土的热爱精神:他的博士论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展示了家乡在宋元之际辉煌的文化成就;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地方文化事业,编纂《浦江文献集成》,收辑古代文献八百五十种,充分展现了浦江的文化底蕴,很有意义。方勇教授也很热心家乡的文化建设,这几年他为家乡办起了国学讲坛,又推动月泉书院的重建,还将全国诸子学博士论坛带到了浦江。我了解到这些成果后,由衷地为他和浦江感到高兴。中国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识,在故土上总能找到强烈的归属感,我十几岁离开故乡,之后又历经变故,备尝漂泊、羁旅之感,对故乡的眷恋日益加深,这几年每当回到福建时,心情总会有种莫名的感动。当今的中国,城市化日趋明显,出国移民久已成为热潮,但我希望,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也希望中国能多一些方勇教授这样的学者,多关注自己家乡的文化,唤起人们寻根的意识。其实,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视野来看,子学、人文是文化历时发展之根源,家族、乡曲是国家共时构成之基础,因而,发展家乡文化与弘扬子学思想、发掘人文精神一样,都是关乎中国文化的根基性问题,都是振兴中国文化的最基本工作,方勇教授将努力付之于此,我们也终会见证他的刻苦用心。

        内忧外患或为人生之常情,自有记忆开始,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是道家研究在漂泊的人生旅途中支撑着我的信念。《易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为人,为学,既要有乘物游心的定力,也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方山子文集》是方勇教授数十年辛苦耕耘的成果,也是他卓绝心血的荟萃,有理由相信,方勇教授在来日仍会继续开创学术研究的新天地。既为同道,我写下这些,以与闻其风者共勉。

        (作者:陈鼓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本文系作者为《方山子文集》[学苑出版社,2020年5月版]所写序言,本刊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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