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

    【人生三昧】  

    父母带领全家从金门岛搬迁到台北三重埔时，刚过不惑之年，对于负重这事，常常不皱眉头。为了确认第二个家，购屋前搭乘军舰，拜访移居三重埔的亲友。

    父母很可能被带往三和夜市。一左一右的店家，有卖鞋、卖成衣、卖蚵仔煎与锉冰的，不宽的街道中间还设置流动摊位，皮件、卡带、卤味、酿制的番石榴、冰淇淋跟盐酥鸡等。父母从没见过如此拥挤的灯光与人潮。人声与锅瓢声，香水味与食物气味，三和夜市是客厅，也是厨房。长大后，我对夜市挂念难忘，必定有一个线索是跟在父母身后，怯生生打量尘世繁华，当时的畏惧、惊喜，大约就像日后所谓的“小确幸”。

    这样的诱惑跟想象，是辛劳的慰藉，告诉他们三重埔是个好所在，而且，父亲只消骑单车十分钟，即可穿越台北桥，在延平南路的桥墩下等工头吆喝上工。三重加工厂多，精熟针黹的母亲也能快速找到容身的成衣厂。父母果然顺利找着工作，开始用劳力撑起一个家。

    家在仁爱街，下楼右转，接上秀江街，可抵光荣国中。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母亲办妥了我跟弟弟的入学手续，一个是国中，一个是国小。她不识字，必是微笑复微笑，鞠躬又鞠躬，方让我赶上国中入学的智力测验考试。

    光荣国中不以升学率挂帅，很可能学校已经客观评估，三重的居民多数是北上打拼的南部人，学历低，薪资不高，这种家庭环境成长起来的孩子缺乏教养。

    劳作课时，我用大小不一的铁管组接了一个钢铁花瓶，它们像一栋楼也像蝴蝶，同学的父亲很有耐心地等待我，为每一个钢管定位。他是铁工厂工人，焊接好以后，收了我少少的工本费。他们的家就在工厂的“二楼”。必须矮了身子，才不至于撞到工厂裸露的铁架。同学说，他们交好运了，才能免费使用亲戚工厂的夹层。多余的钱，可以省下采买物资，或者存下来，当作日后购屋的自备款。同学头发精短，目光跳着火花。

    我家在三楼，对面的一楼是同学家开的杂货店，开在巷子里，鸡蛋、米、酱油等，比巷子外的店贵几毛钱。除非刚好没货，不然母亲不会省下这几毛钱到巷子外去买。我知道母亲节俭，于是有一回自作主张，到外头杂货店买杂物，以为会获得母亲的赞扬，没料到反被母亲“修理”：“你同学家里条件不好，他又得了小儿麻痹，应该帮人家。”他家的杂货店很狭窄，货品成堆，厉害的是他们都知道东西放在何处，几秒钟即能抽取。同学的母亲是店老板，偶尔同学坐镇，只是他行动不便，只能高坐在椅子上发布号令，也总能让顾客顺利找到商品。到他家购物时，我常纳闷，物与物如此密集，人跟物又如何相处？在店里看到一个布幕虚掩的门，我不知道门内通往何处，布幕内的空间有多大，会有舒软的床吗，能有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吗？

    到访过不少同学家，只一户人家装潢典雅，才坐下来，同学母亲端来冰镇过的水果，再是黑松汽水，水果与汽水都算平常，但同学母亲姿态优雅，笑容可掬。傍晚了，厨房传来烹饪声响，不久后，同学父亲提着黑色公文包进门。他不知道有访客，愣了一下，随即大方招呼，谈学校、阅读跟考试，还谈些国家大事。我都呆了。我父母不谈这些，他们对我的关心常是分数高低。考得差了，他们也找不到提高成绩的方法，索性就少问了。

    后来，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的，我常会说是大学毕业以后，我先服役再读大学，毕业时都快26岁了。其实，我独立的时间恐怕得往前移10年，在我16岁，或者更早的时候，我已独自面对自己的未来。我从未埋怨父母做得不够多，特别是到了自己成家时，更加懂得了父母——我前往永和、新店、中和与新庄等地拣选成屋、预售屋等，衡量市场的远近，国小与国中分布，病了是否方便就医，都不是为了自身需求，考虑的是孩子。

    成年后，常带蛋糕等礼品探望父母，多来去匆匆，我与父母经常找不着话茬，宴席间总是老套的“多吃点，多吃点”。我有时候趁酒兴，意图挑起一些话题，左桌闹闹，右桌转转，手足、兄嫂以及弟媳，都难以放得开，只得回自己那桌自个儿喝。

    当我知道自己将成为父亲时，常温习与父亲的关系，不曾记得一个亲吻、一个拥抱，不记得父亲曾讲与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更别说一个故事或寓言。那些事都让母亲承担了，比如为我述说雷神与灶君等民间传说。我不想让生硬的父子关系延续下来，于是辞去工作，当了全职奶爸，父母纵使忧心，也无可奈何。

    父亲不软吗？他当然也是柔软的，只是朝外而不对内。他在台北桥头为了生计，得和颜悦色，与各工程负责人接洽；工款因为误算而短少，他必须先认赔，再寻解决之道；他挑的每一担水泥、砖头，如果不弯腰、不柔软，是担不起来的。当一个父亲，硬的、软的，都得加到担子上。偶尔闲聊，他最自傲的一项“政绩”，是把阳明山左边的砖头挑到了右边，左右之间是长长的下坡与上坡，一般人轻身来回一趟都累。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也是矮身、沉肩，扛起厚重的事事物物。他们踩在海沙、田埂，走上工地、山野，大地生硬，脚掌与鞋则必须软，才能与世道打拼。

    父亲少谈人生道理，而且常识不足，指导有余，若不按他的方式做，常得到一顿数落。母亲辞世后，他成为家里的指挥官，不像以前，有了争辩，母亲还能当中间人。兄嫂建议一伙人顺着他，希望子女顺遂，化解父亲的丧妻之痛。母亲如果还在，能事事顺他吗？尤其父亲粗心粗底的。积非不能成是，我终也鼓起勇气，湿毛巾、干毛巾各一条，让他试试，捧热锅放餐桌到底该用哪一种毛巾不烫手？父亲没试，但知道他错了一辈子。我何尝希望他认错，而是在意他独居时捧汤碗别烫着了。

    父亲谋生的家伙长年放置于楼梯间，扁担、畚箕、圆锹与自行车，一副隔天就要重新启程的模样。母亲生前曾经叨念，这些器具占地方，邻居出入不便，但没人抗议，于是一放就是十数载，慢慢蒙上了灰。而今，父亲上下楼速度慢了，接他到外头馆子吃饭，常让他扶着栏杆下楼，我再跟上。他缓慢而艰难地移动着脚步，跟猫一样，没一点声息。

    （作者：吴钧尧，系台湾作家，曾任文学杂志《幼狮文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