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年前的中国就开始与西方交流

    【考古中国】 

    ●8000年前，古代中国就与西方世界有了文化交往，比张骞“凿空”西域还早5000多年。

    ●石构墓葬，最著名的就是金字塔，即古埃及法老的石构陵墓。在中国，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积石冢，亦是世界上最早形态的石构墓葬遗存之一，距今8000年左右。

    ●传统的观点认为，2300年前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胡床传入，但在汉代以前，只有马扎式的胡床，始终没有椅式坐具。而在5000多年前的辽西地区就已出现高靠背的椅式坐具。

    ●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髡发是上流社会流行的发型式样，而这种发型在古埃及也比比皆是。

    新世纪以来，伴随辽西红山文化积石遗址的考古发现和人形雕塑的成批出土，人们日渐清晰地看到，早在8000年以前，以辽西地区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就与遥远的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人群互动与文化交往，比张骞“凿空”西域还早5000多年。

石构墓葬与墓上圣像

    目前在亚非大陆发现的早期石构墓葬，最著名的就是金字塔，即古埃及法老的石构陵墓。这种石构墓葬，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以南的中原等地史前遗存中基本不见，但在内陆亚欧草原通道东端的辽西地区，却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比如分布于西辽河流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积石冢，就是世界上最早形态的石构墓葬遗存之一。

    作为红山文化前身的兴隆洼文化，其积石冢均选址于高山或高台地之上，规格最高的墓葬周围，环有祭坛性质的石砌圆圈，具有十分明显的墓葬与神坛共存性质。墓内随葬贵重的玉器和罕见的石杯、石罐等礼仪性石质容器，墓上陈列为圣像的人形雕塑，构成了兴隆洼文化积石冢的两大显著内涵特征。

    据报道，近年在辽西兴隆洼文化遗存发现的石质容器以石杯最为常见，其基本款式主要有平底筒形和尖圆底角形两种。其中，尖圆底角形石杯在同样分布于辽西地区、年代距今约9000年的小河西文化及与兴隆洼文化同时并存的西梁文化遗存中，也有同类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石质容器并在墓地供奉人形圣像的做法，均不见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同期史前遗存，而在亚欧草原通道另一端的西亚地区，则是一种十分普遍而常见的文化现象。如伊拉克境内距今9000年前的耶莫文化和距今8000年前的萨马拉文化墓地，均曾出土大量的石质容器和种类丰富的人形雕塑。其中石质容器中的倒锥体尖底侈口器与辽西地区小河西文化、西梁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尖圜底角形石杯均属同类器物，年代也大体相当，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可以肯定，这种高度一致的背后，无疑是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切实存在着的文化交流与往来。

    到了距今约55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山上积石为冢、冢上陈列神主圣像并以石质容器作为祭祀用具的古老礼俗仍在传承。如在建平牛河梁、朝阳半拉山和敖汉草帽山等积石冢墓地遗址，均发现有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神主圣像，而在牛河梁积石冢群的中心位置，还出现了建造在遗址最高点的大型广场和众神济济的神庙遗存。此间的石质容器，则见有那斯台遗址出土品和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的收藏品。迹象表明，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晚期，在长达3000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反映在石构墓葬、石质容器和墓上陈列人形圣像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始终不绝如缕，未曾中断。

一应俱全的正坐雕塑

    所谓“正坐”，是指正规社交场合中采用的庄重恭敬的礼仪坐姿。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中国古代流行的正坐体相，包括屈膝跪坐、垂脚高坐和屈腿盘坐三种形式。

    以往的研究，论者皆谓商周以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正坐体相，经历了一个由跪坐到高坐和盘坐的过程。具体说来，跪坐源于中国本土，最早出现在商代。上起商周，下迄汉魏，古人在祭祀、朝会、宴飨等官方礼仪场合，乃至民间日常交往中的正坐体相均为跪坐。高坐和盘坐皆为由西方传入的“胡坐”。战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随着胡床的传入，中国方始出现垂脚高坐之俗，但在汉代以前，只有马扎式的胡床，始终没有椅式坐具。汉唐以降，随着佛教的东来和椅子的传入，传统的跪坐习俗渐被放弃，代之而兴的是垂脚高坐和屈腿盘坐。但近年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却无可辩驳地确切证明，上述三种形式的正坐体相，早在5000多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就曾长期流行于中国北方的辽西地区。不仅如此，带有高靠背的椅式坐具，也同时出现在红山文化社会。

    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正坐造像已有16件，均为红山文化晚期遗物，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其中盘坐造像10件，分别出土于牛河梁、东山嘴和兴隆沟，而以兴隆沟发现的整身陶塑形体最为完整。高坐造像5件，其中3件分别出土于东山嘴和那斯台。另外两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赤峰博物馆收藏的征集品。其中赤峰博物馆收藏的是一件倚坐在高靠背座椅上的圆雕石像，两手合拢交握于腹前，双脚平放于座椅下方加装的底部托板之上。跪坐造像仅见一例，出土于那斯台，为一件制作精细的小型圆雕石像，其基本造型特点是上身挺直，双膝及小腿附着于圆形坐垫（席）之上。这种跪坐造型，与经常发现于殷墟遗址的商代跪坐形象高度相似。从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十分密切的内在渊源关系。

    红山文化正坐造像的大量发现，直接对以往看似天经地义的成说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与冲击，与此同时，也带给我们诸多新的启示：

    首先，这三种红山文化正坐雕塑的批量发现，一方面使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早在商朝建立的2000多年以前，带有中国传统礼制文明因素的跪坐造像，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辽西一带，后来经过夏以后的多次整合，最终定型为商周秦汉之际的标准礼容体相；另一方面也确切地证明远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佛教传入中国的3000多年以前，垂脚高坐和屈腿盘坐的正坐礼俗，以及类似于“胡床”的无靠背坐具和带有靠背的椅式坐具，均同时在中国北方的辽西一带客观存在并长期流行。

    其次，红山文化高坐和盘坐造像，既不见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之外的其他史前遗存，也不见于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汉时期，但在西亚、北非年代大体相当的古代雕塑遗存中，却十分盛行。如乌尔王陵出土的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马赛克风格镶嵌饰板上的国王高坐宴饮图案、古埃及古王国早期的左塞王圆雕高坐石像和古王国中期的圆雕盘坐书吏石像，均属世界知名的艺术珍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乌尔王朝镶嵌饰板与古埃及左塞王雕像所见高靠背座椅的下方，均见加装有放置双脚的底部托板，这一点与赤峰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同类藏品的设计理念与实用功能，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可以肯定，这种高度契合绝非偶然的巧合，其背后的成因机制，自然是被历史尘埃长期湮没的亚非洲大陆东西之间的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

髡发礼俗与胡人形象

    反映在人形雕塑方面的中西史前文化交流，还可以从新近出土的红山文化髡（音“昆”）发陶塑和明显带有西方人特征的“胡人”形象中得到进一步证明。

    所谓髡发，就是剃发。红山文化的髡发雕塑于2016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半拉山积石冢墓地，系一件仅余头部的泥质红陶女性残像。弯眉细目，宽鼻圆脸的面目造型符合东亚人种的体貌特征，而顶部头发挽成发辫向上作3圈依次盘起，耳鬓两侧长发下垂，颅后上部依次剪短呈三级阶梯状，下部剃光呈现竖向凹槽的特殊发式，则十分明确地表现出当时客观存在的髡发习俗。据考，出土于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址的人形雕塑，其性质均非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品，而是来源于世俗社会上层人物形象的神灵圣像。由此可以知道，这件中国历史上年代最早的髡发陶塑，反映出的乃是5000年前辽西一带上流社会流行的发型式样。

    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的传统发式是常人不分男女，均蓄留全发。而剃除或部分剔除头发，则是对违礼和犯罪者的一种惩罚，是谓髡刑。秦汉之际，髡刑依然作为肉刑的一种而继续流行。与中原传统礼俗不同，秦汉时期居住于辽西一带的乌桓和鲜卑人，则流行髡发。研究表明，乌桓、鲜卑所从出的东胡，是春秋战国之际出没于辽西一带的一支有着浓重西方背景的古代游牧民族。如此说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社会流行的髡发，乃是源于西方的一种胡俗。

    如果我们把历史搜寻的目光西移，则不难发现，在亚非大陆另一端的古代埃及，这种剪短或剃除颅后头发，保留耳鬓两侧和头顶长发的女性发式，则比比皆是，其中意蕴，十分耐人寻味。不仅如此，在半拉山积石冢遗址出土的14件人形雕塑中，除了髡发陶塑，还见有一批高鼻深目、蓄有胡须、头戴尖帽的石雕造像。无独有偶，出土于那斯台遗址的红山文化跪坐石雕，也同样具有高鼻梁、深眼窝、颌下蓄有大胡子的造型特点。高鼻深目，颌下多髯，是西方男性的显著体貌特征，这一点自不待言。《史记·大宛列传》载古代中亚、西亚一带“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眼，多须髯”。至于顶戴尖顶冠帽，也非中国传统，而是与西方衣饰礼俗密切相关的胡俗。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表明，古埃及法老王冠和古代苏美尔贵族顶戴的帽子，均为尖顶冠帽。这种尖顶冠帽，以其来源于西方世界，因有“胡帽”之称。唐人诗句中“织成胡帽虚顶尖”的胡人形象，可谓神来之笔，极其传神。

    综上所述，通过红山文化具有明显胡俗特征的髡发和尖帽陶塑，以及高鼻深目多髯的胡人雕塑形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证实，5000多年以前，以辽西为代表的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已存在人群互动与文化交往。

    （作者：田广林，系辽宁师范大学博导；周政，系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五千年文明起源与连续性发展机制研究”（19AZS016），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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