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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五一”假期，我刚从上海回到北京，朋友便带我到颐和园内的一个茶室见一位医学科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王以光教授。在上海抗疫一线采访时，我就知道，在3月26日的一次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领导介绍了三种治疗新冠肺炎有效药物，其中就有中国自主研发的“可利霉素”，发明人就是王以光。现年84岁高龄的王以光教授，在接受我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之后，指指坐在她身边的那位看上去依然相貌堂堂的“老帅哥”，悄悄告诉我：“昨天是我俩的‘钻石婚’日子！”
“啊！你们太幸福和了不起了！来来，祝贺！”于是，茶室里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都向这对“科学爱人”表示庆贺。
“60年前你们在原苏联留学时结的婚，俄语一定挺棒，给大家唱一首俄文歌曲吧！”已经知道王以光教授和她爱人杨厚的一些不平凡“往事”的我，现场提议。
“那就来一首《小路》吧。”一曲略带轻缓和沙哑的悠扬歌声飘荡而出。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这一刻，我仿佛看到60年前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市）的一所大学里，一对中国留学生在隆重而简陋的婚礼上引吭高歌的情景。婚礼那天，王以光是独自一人搭乘40多分钟的电车跑到杨厚所在的铁道学院的。为这般“嫁”法，60年后的今天，银丝满头的王以光仍对丈夫略带一丝“怨气”。
“你那天都没来个人接我！”她对杨厚先生说。
“是吗？可我一直在学校等你呀！”杨厚老先生憨厚了一生，似乎仍不明白60年前所犯下的“错误”，很茫然地向站在旁边的我们“求教”。
“你是男方啊，是不该让女方自己跑老远去嫁人嘛！”
杨厚老先生眨眨眼睛，似乎这才明白过来。于是，他亲昵地伸展双臂，将耄耋之年的妻子搂在怀里……茶室内响起一片掌声，许多人的眼里闪着感动的晶莹。
新中国第一代生物工程专家的青春往事
青春时代，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一生能成就什么。然而对有志之士来说，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王以光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60多年前填报大学专业志愿时，她的心头就一个字——“医”。身为江苏常州省立中学优秀学生的她，填报了“大连医学院”。
1956年，正在读大一的王以光，被组织安排到原苏联的列宁格勒制药学院专攻“抗生素”医学专业。用她自己的话说，从此她由“医生”变成了从事“医学”的人士，开启了身为中国第一代生物工程学研究者的“抗生素人生”……
“要用一种药，治好一批甚至一代人的病。”六十多年前，王以光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接触“抗生素”概念的学者，在异国他乡学习时暗暗许下如此夙愿。
60年代初，在经历长达5年的刻苦学习之后，王以光以37门学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那是一段极其难忘的岁月，她学到了世界医学前沿的专业本领，也收获了甜美的爱情。回到祖国的她，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成为我国抗生素奠基人张为申教授的得力助手。
抗生素除了发生菌种外，学科的关键在于如何让菌种发酵按照人的意志所控制的方向进展，因此研发抗生素的工艺环节特别重要。王以光在5年的刻苦学习中，创造性地掌握了全套抗菌生物发酵工艺，所以当中国抗生素生物工程全面开启时，年轻的她成为国家“主力队员”，每每新药进入研发和生产时，她就得到现场。
“小王，咱们明天又得往石家庄走一趟了，你还行吗？”所长张为申又一次来询问王以光。此刻的王以光已有身孕数月，行动不太方便，而新药的每一次试验都得到华北药厂所在地石家庄。
“没事！我走得动……”丈夫远在青海西宁铁路局工作的王以光双手叉在腰间，挺着肚子，不知第几次登上北京开往石家庄的列车。“那时恰逢困难时期，食堂里每顿饭就一个窝窝头和5分钱的白菜，大儿子出生后，我的奶水极少，我只好用糨糊喂孩子。当时单位安排不了住房，我们母子俩被安置在生物制品检定所一间废弃的小屋子，4平方米，除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只小木柜，啥也没有。”王以光对那段艰苦岁月记忆如新。
一个新药研发出来，就需要去药厂和各地医院做实验。产后56天，王以光就开始出差，每回出差只能把尚在哺乳期的孩子带在身边。有一回到外地药厂做实验，可幼小的儿子无处安置。站在药厂门口，怀里的孩子“哇哇”啼哭，王以光急得边掉眼泪边跺脚。她犹豫了十几分钟，最后心一横，抱着孩子朝药厂附近一条深深的小弄堂走去。她找到一户人家，问对方能不能帮她看一天孩子。
“晚上我一定来接！”她恳切道。
“行嘛，你去上班吧！”对方是户善良人家。
“谢谢！谢谢！”王以光连鞠三个躬，飞快地向药厂奔跑。
新的发酵实验到了关键时候，王以光怕值班的工人粗心，晚上就带着儿子一起睡在发酵罐旁看守。这样的“出差”在年轻的女科学家生活中是常有的事。“那会儿我也不觉得苦，反倒蛮有乐趣：既能让儿子跟着我一起睡觉，还能把实验做得安全圆满。”这是新中国第一代生物工程专家的青春往事。
4年后，王以光又有了第二个儿子，而她的科研工作也更加繁重起来。好在单位此时有了全日制的托儿所，老家的母亲也被接来“管家”，王以光从此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抗生素药物研制。
女科学家的“抗生素人生”
我们知道，90年前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后，造福了全世界亿万患者，也引发了一场生物工程革命的前奏曲——抗菌素、抗生素研发。中国在这一领域一直是空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明确要建立自己的抗生素事业的任务，王以光恰逢其时成为第一代抗生素专家，她深知肩负的使命。
回国第一年，王以光便和其他同事一起完成了第一个抗生素药物的课题——治疗皮肤真菌感染的灰黄霉素。她在此项研究中发现发酵过程中搅拌器对菌丝损伤有着很大影响，并提出改进发酵罐搅拌器工艺等4项关键性工艺。灰黄霉素早已成为中国百姓的常用抗菌药，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然而，即便王以光等“抗生素人”百般努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抗生素药物主要还是靠进口。面对这种局面，王以光内心一直“不服气”，她立志要搞“中国自己的抗生药”。1974年，一个叫作“麦迪霉素”的抗生素药物被列入王以光所在研究所的科研项目，她是这个项目的试制组组长。在她的带领下，团队连续研发出了几个仿制新药。
当今世界生物工程界有句很流行的话：一个生物新药，一般需要十年、二十年研发时间，十亿、二十亿美元的投入。自然，它更需要一批顶尖科学家数十年的呕心沥血。我今天之所以要书写王以光，就是因为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她所研发的可利霉素成为我国公开宣布的三种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药”之一，而且此药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研发的抗感染药物，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从90年代初开始研发，到去年正式获得国家颁发的新药证书和注册批件，可利霉素的成功用了近30年。这一生物新药从诞生那天起，就在许多研发技术和药理功效上处在世界同类药的最前沿水平。
王以光研发可利霉素的历程，印证了她在60多年前所立下的誓言：为了治愈患者和造福人类，哪怕耗尽毕生精力，也要研发出一种有用的药物！
在漫长而崎岖的生物工程之路上，王以光以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毅力、细腻与聪慧，披荆斩棘，一路拼搏。
她说1976年盛夏时刻，她在无锡制药厂的房顶上搞实验时，每天都在40多度的高温下“烤”。“头顶上不停地有往北的飞机过去，那是支援唐山大地震的解放军……”
她说在主持开发螺旋霉素的数年中，她几乎是在“出差”中度过春夏秋冬的。“做一个女科学家不容易，做一个药物研发的女科学家更不容易。”王以光自嘲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这个被命名为“乙酰螺旋霉素”的药品研制成功后，不仅结束了我国大环内酯抗生素依赖进口的历史，而且相继扶持了全国300多家抗生素制药企业的创建，一举改变了临床抗感治疗，让亿万患者解除了疾病痛苦。
她说20世纪8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又掀起了“生物工程热”。“那时我已经40多岁，单位问我愿不愿出国深造，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必须去！还必须要去生物工程研究最前沿的美国。这一去，前后就是5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实验室里，这位“坐得住”的中国女科学家再次显示了她对科学的执着与韧劲。
大洋彼岸五载研究，世界生物工程革命的耀眼曙光深深地吸引着王以光。她说：“那时我感觉到自己的事业仿佛才刚刚开始……”再度回国的王以光，从此专注于医学生物工程技术研发，而且一直在探求新突破口。用她的话说：“我不想再走模仿别人的路子了！”
何意？
“以往的生物工程包括抗生素研发，通常是我们在先进国家的技术上进行一些改造，然后变成自己的。这当然是必须走的一段路程，但我们中国人口如此之多，保护和维系十几亿人的生命健康及安全，是国家的重中之重。没有自己的新药、特效药，一定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她这样告诉我。
科学家的目光总是深邃的。他们的行动更加执着。
王以光所瞄准的生物医学工程，是一门新兴学科，对提高人类生命质量、挽救人类生命危机具有巨大价值，因而也吸引了全球科学家们争相投身于此。然而真想有所突破，绝非易事，何况是在生物工程技术几乎尚为空白的中国。专家告诉我，传统的医学抗生素研发技术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从微生物中找到菌种，再使其产生新的化合物，如红霉素、青霉素、土霉素的发现都属这一种；另一种则为半合成方法，它借助一些微生物来源让它产生母核，如头孢类抗生素便是这样的发现原理。
“人类从开始抗生素研究至今，已经有无数人在寻找和发现地球上存在的各种新菌种，几乎极尽所能。再想通过传统老路发现一个新菌种，简直就是靠运气。而科学仅靠运气是不行的，必须寻找新的方法……”作为国家863计划中的“生物工程技术”研究项目课题组长，王以光从一开始就把研发目标定位在“前无古人”的新方向上——通过基因重组，实施新菌种的研发。
王以光说她一生有两大“业余爱好”：音乐舞蹈和绣花。年轻时，她与爱人相识相恋，就是两人都在留苏学生合唱团的缘故；退休之后，王以光特别喜欢到公园去跳“广场舞”。由于绣花的爱好，80多岁的她，双手依然可以毫不抖动地挑取菌落，操作实验。
然而在科学的征途上，浪漫所带来的仅仅是激情，坚韧不拔的钻研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研究方法，才是获得成功的通途。
在“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空前宽松环境下，王以光的定力和聚焦点放在变得更加细微的各种物质分子式上……那些无法用钟点和日月来计数的日子里，她在实验室的显微镜和堆积如山的瓶瓶罐罐里，寻找和探索着每一种可能。最后，方向终于找到：她和助手们运用同源重组技术，将异戊酰基转移酶基因整合至螺旋霉素生菌的染色体上，成功构建了稳定的可利霉素基因工程菌。这种用于特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可利霉素，其药效学研究表明它的抗菌活性及治疗效果优于乙酰螺旋霉素、麦迪霉素和红霉素。
拯救生命，这是一生的至高荣耀和回报
“可利霉素从确定研发方向的一开始，我就力图让它成为中国生物制药方面的独创，而非仿制他人之药，而且它在抗击各种感染性病毒方面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一般的盾总是为了抵御一般的矛，人类常常在完全不同的病毒出现时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可利霉素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对付那些特殊的病毒感染菌……也正因它的这一机理，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我就注意到该病毒的与众不同，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运用可利霉素治疗新冠的建议。”王以光说，做了60年的准备，竟然在当下一场人类大劫难中看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终于被证明在拯救人类生命的严峻战役中“有效”，这是她一生的至高荣耀和回报。
“药跟其他东西不一样，你发明和研制成功了它，只能算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不把后面的每一步走完，前面的路等于没走。”这“后面的路”，她又走了整整30年。
可利霉素新药立项时，王以光已经60岁。在这别人安享晚年的岁数上，她拍拍身上的尘埃，又开始带领团队到制药厂和医院进行一次次实验。那过程才真正称得上“繁琐”二字，通常又极其乏味，且还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因为资金匮乏，王以光只能找些破旧工厂的发酵罐做研究。在那样的地方工作，难免坑坑洼洼。有一天晚上在撤离工作现场的路上，王以光觉得脚脖子一软，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骨折。
“求求医生快帮我好好包扎一下，我还要去工作呢！”医院门诊室内的王以光，着急得不行，因为她的新药已进入发酵这一关，她必须在操作现场。就这样，受伤的王以光依旧每天一瘸一拐地来到发酵罐前看护与坚守……
“现在制药厂和搞试验用的都是不锈钢罐桶，不会染菌。但当初只有铁罐桶，几天不用就生锈。开始的几批新药都染上了菌，大家压力大啊，差点要放弃了！”王以光说，最后她不得不带领十个年轻学生，轮流爬到铁罐里面去一次次清洗，然后再进行发酵试验。当年，第一代的中国生物工程科学就是这般“土法上马”。
搞药的人都知道，一个新药能走到市场，为患者所用，最难的一步就是药审这一关。从一项科学发明成果到临床运用的成药产品之间要经历的过程，业内人士戏称为“恰似登天”。20多年前可利霉素研发成功后，我国还没有相应的检验标准。“可利霉素药品审评可以说是历经了中国药审制度建立以来最严格的评审。”王以光这样评价。
“可利霉素能有今天，我得感谢姜恩鸿先生，他功不可没！”王以光跟我说了好几回这样的话。
“此人现在何处？”
“就在上海呀！我们的可利霉素的药厂就在上海松江……”她的话让我不由“哎呀”一声。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至“五一”前，我一直在上海参与战疫，刚从上海赶回北京。
欲想知晓今日之“可利霉素”，必须到药厂和姜恩鸿见上面。于是我再度返回上海。
在松江的那片绿荫下，占地115亩的“上海同联制药厂”，就是可利霉素生产地。
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我有幸进入迷宫一般的制药车间，领略了啥叫“现代化生物制药厂”的神经中枢：那种精密的机械和检测设备，那种密封又密封的生物制作现场，那种一道又一道神秘的境域，似乎让我这个外行人多少知晓了一点儿“生物工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它涉及人的生命基因改变，涉及到生命物质革命。王以光教授发明的可利霉素，是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所完成的世界上首个合成生物抗感染新药，它创造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枚新药，更是打开了一个‘生命小宇宙’，在这个‘生命小宇宙’里，有着无限已知和未知的关乎生命的新天地，这是我对可利霉素最痴迷的原因所在……”姜恩鸿是位北方汉子，他说在1997年到一家世界著名药业巨头访问时，就被深深吸引。“中国的人口是全世界第一，我们从小接受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大药业啊！无巧不成书，回国后，我就遇到王以光教授和她的发明成果。”豪爽的姜恩鸿，说着豪爽且幽默的话。
“‘可利’的名字起得好！”第一次听说中国的第一个合成生物药名，我就在闻味寻意。姜恩鸿听后有些得意地笑道：“王教授最开始起名为‘生技霉素’，也就是生物技术的简称。2003年我创业的沈阳同联制药集团已经是国内重要制药企业了，当时也正在关注生物工程科学。与王教授相遇，可谓一拍即合。在申请专利时我想，中国人自己研发成功的这一生物基因新药，应该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获利受益！脑子里突然蹦出‘可利’二字——可利霉素的‘官名’就这样诞生了！”
一个有故事的人，与一位科学家的邂逅与携手，让故事变得更加奇妙与精彩。姜恩鸿的“同联药业”团队，与王以光教授合作十几年，在开发可利霉素生物新药过程中，已在14个国家及地区（含中国）取得25个专利。
“能介绍一下可利霉素在此次治疗新冠过程中一举成名的传奇史吗？”老实说，这是我最想了解也最想核实的事儿。
“可以。”姜恩鸿随即让助手拿来一堆材料，在正式介绍之前，长长地感叹了一声：“知道吗，从准备到成功，王以光教授整整用了60年。我是站在她的巨人肩膀上开拓和挖掘可利霉素的药效潜力，也从满头黑发人，变成了今天你看到的一个大秃子……今年我也正好60周岁。”姜恩鸿用手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颅，自嘲起来。顷刻，他话锋一转，声调高高的：“可我值得！我骄傲，我们的可利霉素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崭露头角，成为国家认可的一种可成功抑制病毒的新药！”
可利霉素，如同在一场敌我生死存亡大决战时突然出现在我方阵地的可以制敌取胜的“新武器”一般，迅速被投入“前沿战场”。
“可利霉素！”
“可利霉素能救命啊！”
在生与死的现场，“可利霉素”在战疫中迅速扬名四方，远传海外。2020年6月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到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可利霉素名列其中。
“我们作为中国制药企业，目前正加速可利霉素在国际上的相关注册准入工作，力争尽早为拯救疫情中的他国人民生命尽一份力量。”姜恩鸿这样表态：可利霉素，对国内新冠肺炎患者一律免费；也将优惠提供给其他所需要的国家。
“为什么？”对我的疑问，王以光和姜恩鸿异口同声：“研发新药就是为了拯救生命和治疗疾病，‘可利’是中国精神的一分子，我们乐意这样做！”
这话格外悦耳，犹如站在黄浦江边，沐浴的一阵清风……
（作者：何建明，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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