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下午,在接到国家卫健委紧急通知后,我乘高铁于当晚到达武汉。一到酒店,便马上召集刚到的团队商讨战疫方案。
我们的社区防控小分队由基层全科医生、疾控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不到现场就发现不了问题。从第二天起,我们就先后奔赴13个区,和当地指挥部联络员一起实地调研小区、隔离点、养老院、福利院等情况。我们发挥了侦察兵、战斗员、指挥员的作用,如同中央指导组在各个区的“眼睛”——不仅要发现问题,也要解决问题、督导当地改正问题。
第一个月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张,工作到半夜是常事儿,有次最晚工作到凌晨4点。那一天,我把“农村和社区防控方案”写好后,发到中央指导组防控组的群里,发现大家也都还没有睡,还有人对方案提出修改建议。可以说,在武汉的工作节奏很快,强度也很大。在武汉,我们社区防控专家组梳理了1275条问题,每一条都提出对策建议,建议一定要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我们提出“居家封控”。社区工作人员问,小区没有围墙怎么办?我们就建议用建筑物挡板,甚至用汽车、共享单车等交通工具封住,进行物理“硬”隔离。后来我们发现,封闭小区后,慢性病患者用药困难,我们又及时建议采取药品下沉、代购、家庭医生跟进咨询等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之后,我还组织参与起草和审校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基层防控指导意见》,参与起草《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技术方案,编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社区手册》,将具有创新性的实践和零散的建议汇集成册,为进一步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规范。
说实话,此次武汉之行,我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17年前,我是第一批到达非典一线的,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工作。当时,我只需要专心把救治的活干了,是“执行者”。这次,我作为社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带队,是决策的“建议者”。建议如果提错了,损失会很大,这种压力巨大。因此,我们要有科学精神,要有充分的现场调研,要用眼睛看,要深思熟虑。这次武汉之行,我瘦了十几斤。
2018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就作为基层委员走上了“委员通道”,深感肩膀上的责任重大。两年多来,我积极参与政协活动,努力发声。我长期在社区和百姓打交道,可以把百姓身边的事情写成提案反映给相关部门。第一年,我的提案内容是把慢病纳入门诊报销,得到国家医保局的积极回应。去年,我的提案是有关智慧医疗在基层医疗中普及的,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推进。我也在不断学习如何当好委员。我认为,委员提出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给出可执行的建议和方案。
(本报记者晋浩天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