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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8日 星期一

    词调聚焦与词学进境

    作者:江合友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8日 13版)

        《钦定词谱》 资料图片

        编者按

        词之为体,首在词调,每个词调都经历了历时性的演变,有其特殊的形式。理解和把握词调的源流变化及其格律特征,是词学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围绕词调进行词学研讨,自词体产生之初就已开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皆论及词调。元代以降,词乐失传,作为与音乐紧密结合的文体,词体创作的规范随即面临混乱的危机。词如何保持其形式外壳,是其继续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张《诗余图谱》承担了这一使命,此后词调研究不断升温,取得了显著成果,支撑了明词的重振,并推动了清词的复兴。历代词调研究对于当今词学发展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历史、文化、观念、审美等研究视角已然相当丰富的今天,加强词调研究不仅势所必然,大有可为,而且将由此迎来词学研究新的进境。本期刊发的这组论文,分别探讨了词学史上的词调聚焦现象、移字变拍与词调体式的关系和近代词学家吴克岐的词调观。这对词调学研究的深化均有推动作用。(朱德慈)

        在词的文体规范重建期,将视点聚焦于词调本身,仔细研究每一调体的格律规范,并以“调有定格、句有定式、字有定声”为原则,进而发现词体的诸多特征,由指示初学上升到文体学研究的层次,是词学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词调聚焦风气的高涨,推动了词谱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词选和词谱的互动,促使词名之学兴起,词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展进步,不断取得新的进境。

        首先,词调聚焦推动了词谱的产生和发展。周瑛《词学筌蹄》是最早的格律谱,“以调为主”编纂,可以说词谱的产生就是词调聚焦的产物。张《诗余图谱》,首刻于嘉靖十五年(1536),是词谱史上真正奠定格局的撰述,倡举词调“定格”的概念:“词调各有定格,因其定格而填之以词,故谓之填词。”(《诗余图谱·凡例》)将目光聚焦于每个词调,为其制作格律规范,是词谱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词谱发展的基本动力。《诗余图谱》确立“字数”优先的制谱思路带来列调方式的革新,小令、中调、长调三分法由此确立。三分法仅从文字格律角度讨论词体,其缺陷很明显,如朱彝尊认为:“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调、长调之目。”(《词综·发凡》)万树说:“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词律·发凡》)但三分法提供了字数篇幅的切分标准,便于操作和论述,故出现之后成为词学研究的高频词。张首创以字数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词调“调、段、句、韵”四个层级系统,成为后来多数制谱者所遵循的体例。

        此后的词谱编纂皆以词调为聚焦核心,而以词调增广和辨析为首要任务。万历元年(1573)徐师曾编刻《文体明辨》,其中《诗余》对于词调异体进行列谱:“若句有长短,复以各体别之。”(《文体明辨·诗余序》)用“第某体”的方式为词调另体制谱,体现其对词调的研究更为精细,将图谱由150调增至307调450体。清初赖以邠《填词图谱》增至545调682体。康熙朝万树《词律》辨析词调号为精审,增至660调1180体。词谱的集大成之作《钦定词谱》,又增至826调2306体。咸丰朝编定之秦《词系》,增广词调多达1029调2200体(针对《钦定词谱》辨体过繁有所合并)。四库馆臣总结词谱编纂说:“今之词谱,皆取唐、宋旧词,以调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数;取句法、字数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数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又一体;其平仄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可平可仄。”(《四库全书总目》卷199)文字格律谱制作聚焦于词调比较,要点有二:一为同调词互校,得出句数、字数,分清段、句、字的异同,辨别词调异体;二为同调词中字数、句法相同者互校,得出平仄运用的规律,对可平可仄等可通融处作出判断。词调聚焦作为词谱编纂的主要思路,执着于调体的形式辨析,不可避免会压抑词体的文学性因素。但正因为词谱聚焦于词调,讨论各调之音律,使得词体的形式外壳得以重建和完善,从而使之成为专门之学。

        其次,词调聚焦促进词选和词谱的互动。词调聚焦的观念兴起之前,词选按时间先后为序、以作者为序、以内容题材为序、漫录等方式来编纂,体现出对文体形式之外特征的高度关注。《诗余图谱》刊行后,深刻影响到词选的编纂思路,尤其通过《草堂诗余》重编本的制作得到推广,以词调为纲目的编纂体例渐次成为主流。选家采用分调体的方式选词,由单纯注重内容转而关心格律形式。词调聚焦的编选理念,使选家的关注重点转向格律规范,进而推动词坛风气转向对词体形式的重视,使词体走回规范化的道路,使创作有所依据。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按三分法依调选词,同调词汇列,按照字数由少至多之序展开,将词的格律谱的最新观念用于选词,对于推动词体的探讨以及词体格律的重建意义深远。《类编草堂诗余》刊行以后,明代中叶以迄清初,分调本取代分类本,渐成词选主流。这股关注词调本身的潮流,正是词谱对词体规范予以重建之后的反响。从此以后,词选推动词谱的完善,词谱指导词选编纂的互动关系更加明显。

        基于词调聚焦的立场,词选在体例和形制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体现了对于文体形式的高度关注,将之作为选词的重要乃至主要标准。词选词调聚焦的进一步发展,就与词谱极为接近,表现为谱、选难分的形态。甚至可以说,趋向于订谱的词选可以称为“谱体词选”或“选体词谱”。如崇祯初卓人月、徐士俊编《古今词统》,以词调字数为序编列,是万树《词律》的文献依据之一。清康熙间沈辰垣等编《御选历代诗余》也是一个显例,作为大型通代词选,其体例参考《词律》而订,以字数多寡列调分卷,以“又一体”标注词调异体,并辨析调名。编纂时甚至考虑过以选代谱:“诗余原有图谱,与旧词多有未合,是选广搜名作,注明各体,故不另立图谱。”(《御选历代诗余·钦定凡例》)《历代诗余》选录1540调(含又一体)9000余首词,《四库总目》认为其“可以为倚声之律者”。后康熙钦命再撰词谱:“既命儒臣,先辑《历代诗余》,亲加裁定,复命校勘《词谱》一编。”(《钦定词谱·御制词谱序》)可见词调聚焦观念盛行之后,词选和词谱之间互相取资,相因为用,这种频繁互动不仅提高了彼此的编纂质量,而且促使词学探索向更为深细的方向发展。

        再次,词调聚焦促使调名之学兴起。词调经历长期发展演变,数量不断增长,异名异体现象日益复杂。词调聚焦促使调名成为专门之学,自《诗余图谱》始,辨析调体就不能绕开对调名源流的考辨,从简要介绍到系统梳理,调名之学一方面寄身于词谱而不断开拓完善,另一方面也形成专书。董逢元《唐词纪》卷首载《词名征》,将所收120个词调列出,调名下加注释,或溯调名起源,或区分体式,开专论调名之先河。明末逸史蝶庵《牖日谱类编》、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发凡》皆对调名做过考释。而有系统成规模诠解词调名的专书,则是清初毛先舒的《填词名解》。此书以调名为纲目,摘拾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王灼《碧鸡漫志》等相关文献,并进行辨析,系统整理出词调命名的十三个类别:以词中所咏之事物为调名、以词中之情意为调名、以词中之字句为调名、以句举词名调、以全篇之字数为调名、古乐府名、教坊乐曲名、取古人诗语以为调名、以宫室门庭为调名、以地名作调名、以人名作调名、自度曲、以词中句法为名。刊行于嘉庆二年(1797)的汪汲《词名集解》六卷、《续编》二卷,收调名凡1173种(含同调异名),规模大为扩展。其编纂之法与毛先舒“因藉”之法一致,据书摘录并汇集,以明词调名之创始、得名、变化。乾隆末年《词律》《钦定词谱》《九宫大成》等书已通行,其资料条件大为改善。汪汲还扩展文献查考范围,对唐宋史志、野史稗说、词谱、曲谱均加引述。

        调名之学的兴起对词谱编纂和词体格律探讨帮助很大。疏解调名是词谱编纂必须完成的任务,调名演变意味着格律的演变,因词调聚焦而将研讨重点引导至调名之学,从而促成了其间相因互补的历史因缘。秦《词系》即得力于调名之学,他能考清源流,根据词名关系决定排列词调顺序,避免《词律》考据不详之弊,在处理调名关系时更为周到。如以宫调体格分别偷声、减字和令、引、近、慢,而《词律》将在调名上加偷声、减字、引、近、慢等的词调类列在本调之下,而忽略了格律上的不关联;《钦定词谱》完全按照字数来分列,又切断了词名之间的联系。秦提出“以体格为主”的标准,将有格律联系的词名类列,而与本调无格律联系的分列。

        明嘉靖以来,词调聚焦观念兴起,以词谱、词选为载体不断强化这一观念,从而扭转了词学发展的方向。从明嘉靖间起,明词发展进入日渐兴盛的轨道,明代词学不断取得突破。以此为基础,清初词坛的词调聚焦强化词学批评的格律意识,并最终形成清词复兴的繁荣景象。词调聚焦不仅在明末清初词体形式外壳的重建期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在词学发展不断迈向成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深化细化,词调聚焦与词学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词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江合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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