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松林,这是唯一一个今天我还记得的初级小学同学的名字。已经是近90年以前的事了,为什么会记得这个名字,而且能忆起他的模样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和两个煤球有关。
在“七七事变”、日本鬼子占领北京之前,我们家在北京西城丁字街胡同,我就在丁字街小学上学。那学校不大,初高小每个年级好像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大概三四十人。那时候一般是就近上学,因此大多数同学都来自附近一带的家庭。
凭我依稀的印象,小学生活还算是愉快的,有时还有些课外活动。如每逢中秋节(那时叫八月节),学校要每个学生从家里拿来一件小玩具或小饰物,用纸包起来,捆好,堆在老师的桌子上,大家都不知道别人的包里是什么东西。然后,学生轮流闭着眼睛,走到桌前,伸手摸定一包,拿回自己的座位上。简单说,就是一个交换礼物的游戏。老师一声令下,大家嘻嘻哈哈地把自己拿到的包打开,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自然尖声欢叫,失望的就唉声叹气。不过,总的来说,大家都很快活。
故事就发生在某年八月节的礼品交换活动中。那天我也高高兴兴地撕开了我所拿到的包(记得似是用报纸包的)。让我想不到的是,包里竟是两个煤球。
那时,在北京做饭或冬天屋里取暖,用的都是火炉子,烧的煤是从煤厂或煤店买来的煤球——把碎煤渣用黄土和稀泥捏成球形,晾干了就可以烧炉子。
我可能是尖叫了一声,旁边的同学就过来看,他们也叫嚷了起来,引得老师也过来了。老师自然很不高兴,举起煤球问是谁干的,但是问了半天,没有一个同学说是自己干的。本来是一场快快活活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老师还过来安慰我,说第二天他赔我一个小礼物。其他同学的礼物各色各样,有在手掌心里揉的核桃球,有小孩玩弹子用的玻璃球,有彩色泥捏成的小人儿或兔儿爷,大多数是各色月饼和茶叶之类。
大概因为觉得丢人,我回家后没把这事告诉父母,只是把煤球丢到了厨房的煤堆里。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八点来钟,突然有人敲大门。老王妈(当时我们家的一位女仆)去开门,很快回来通报,说是一位穿着有点破旧的男人带着一个男孩,要见我父母,并说姓崔。我一听见,连忙跟我父母说大概是我的同学。父亲带着我到门口一看,男孩果然是崔松林。还没等我开口说话,那男人就像是要磕头的样子,我父母连忙把他们从门洞请入客厅,请老王妈给他们倒茶。这时,那个男人,也就是崔松林的爸爸,才说起早上发生在学校的事。他们老两口(其实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但十分显老)靠拾破烂偶尔兼干点杂活为生,家里除了被褥和简单衣物外,可说是一无所有,能供一个儿子上学,已经是朝不保夕了。自然,千道歉万道歉说无论如何也不该包了煤球当礼物,但实在拿不出任何哪怕勉强像点样儿的东西了。
我父母自然是尽力安慰他们,说能理解生活之不易,让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临走时,还让老王妈拿了一袋朋友送的还没有打开的月饼送给他们。崔松林的爸爸极力推谢,但我已经看出崔松林急于回家吃月饼了。
我这才联想到崔松林的家。平时,我上下学时,都要从他们家大门口走过,早上有时还会正好碰见他走出家门。我想起他们家是两扇破旧的木门,早已斑驳了,只留下点点昔日的红漆。虽然崔松林穿着破旧,但我没把他看成是什么穷人,大家都是同学。那天晚上父母也嘱咐我,不要到学校里宣扬此事。
第二天放学后,父亲从办公室回来,特地把我叫到他屋里,说要我一同去崔家,并且拿起门房口的一袋大米。在去崔家的路上,他和我说,人有贫富之分,天下还有很多穷人,咱们家只不过有点运气,算是归到了有点钱的人一边,不应当看不起穷人,要同情他们,帮助他们。他又说,当然,咱们帮不了全天下的穷人,但是对同学的家,又是邻居,做点好事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来到崔家,松林爸爸说他儿子到帅府胡同收破烂的地方卖捡来的废纸去了。至于两口子,千恩万谢的情景就用不着多说了。
自那以后,我父母每个月都要给崔家送一口袋米或白面,逢年过节还要送两斤肉去,好像先后有两年时间。直到有一天,松林爸爸突然送来了一包香肠,说他们家因为做了什么小生意,家境有了一些改变,不能够永远接受我们家的恩惠。我父亲起初仍坚持说已经成为习惯了,但后来说他能够理解,这件事就这样善始善终了。
这个小小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平时,在语文课本里和老师讲的故事中,也有些要善待穷人的教导,但我并未十分注意。而这件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很大程度上教育了我,使我终生存在一种“博爱”的心——应当爱天下人,尤其是无助的穷苦人。这可能让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了一些“普罗”意识,一点朦胧的共产主义思想。现在,我也常常想到,天下还有很多陷于困境中、需要帮助的人,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情。
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北京,当时父亲已在南京工作,我母亲带着孩子逃离了北京。兵荒马乱中,我不记得与什么同学道了别。
崔松林,你还在世吗?如果在世,也该和我一样,快一百岁了。还记得我这个同学吗?你能想到我有时还念起你吗?
(作者:陈 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