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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7日 星期一

    论点摘编

    作者: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7日 14版)

    上下求索:环境史的创新精神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门致力于探究人类与自然关系协同演进的历史即我们今天熟悉的环境史勃然兴起。环境史学者发展了社会史学者向下关注的治史原则,主张不断向下关注,“深入地球”或“亲抚大地”,并且要“自地而上”,从而以“上下求索”的创新精神,将过去的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有机地关联起来,探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生成和演化,以努力撰述带有整体意义的历史。环境史研究将史学家耳熟能详的研究单元,如经济活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国际关系、军事行为、思想文化、性别种族等,与他们熟视无睹的自然要素,如动物、植物、微生物、无机环境等有机地整合起来,试图全方位地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变迁和影响,从而使历史研究的主题和时空范围极大地拓展。可以明确地说,环境史作为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建构起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即“一体多维”。“一体”指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相互关联所构成的整体;“多维”指的是从人类社会或自然世界的方方面面切入这一整体并加以探究的具体路径。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使得历史的时空观念、史识、史实、史料等别开生面,从中可以理解并把握“自然入史”之后历史研究所揭示的一切“过往”的整体性和错综复杂性。

        ——《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3期,梅雪芹撰文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

        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但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一些错误预测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学(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学有很大差异,而且也不以预测见长,但无论从思维方式、预测手段还是研究技能方面,历史学(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都可以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甚至提升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质量。具体表现为,帮助国际关系学家运用整体主义而非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促使国际关系理论家重视人的作用,特别是决策者和领导人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通过语境主义的方法促使国际关系学家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逝带来的变化,划定理论所适用的条件和环境,从而避免提出过于笼统和宏大的理论;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史学论著中的证据,以及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叙事、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家应该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拒斥,在尊重学科差异的同时,努力跨越各自的学科边界,克服学科局限,从而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王立新撰文

    多元视角下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形成

        传统观点认为,欧洲中世纪城市是11世纪随着欧洲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复兴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形成历程从古典时代结束时就已经开始,其发展和演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城市保留了较多古典遗产,很多城市是在古罗马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接替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诸王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古典城市延续一段时间之后,从7世纪起,中世纪城市开始朝新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批因贸易而兴起的城市。此时基督教的影响也在凸显,围绕着教堂、修道院、主教宅邸等处兴起的市场成为中世纪城市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除此之外,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也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些多元因素和文化的影响下,西欧和南欧各地才在中世纪早期出现了城市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中世纪城市的一些典型特征。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朱明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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