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北京（报告文学）

    “驰援武汉65天，我们一个不少地全回来啦！”

    首都国际机场，一架飞机徐徐穿过水门。在航空界，这是象征荣誉的最高礼仪。为北京援鄂医疗队“接风洗尘”，这是英雄们受之无愧的一份厚礼。

    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金建敏出神地望着舷窗外，眼眶湿润。65天前，紧急集结前往武汉的场景历历在目。那一天，北京市属医疗队集结12家医院136名医务人员，化身天使，降临武汉。

    每位医护人员都有着奋不顾身的理由。

    刘颖，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三级调研员、北京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出发前，她正忙着半年后援非任务的法语学习，她带着法语书来到单位，主动请缨，“我专业对口，让我去吧”。

    一天后，金建敏出现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同仁医院医疗队队长。

    与金建敏同行的还有曾宪红。17年前，她曾披甲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17年后，作为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她第一个报名。

    年轻医生开始挑起大梁。“我是重症医生，武汉需要我们。”年轻的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生臧学峰，承担着从凌晨一点到上午九点的大后夜班。

    1月27日，北京市属医疗队抵达武汉；1月29日正式上岗，接诊19位病人；1月30日，进行病区改造，打造北京医疗队第二病区；2月4日，增设北京医疗队第三病区；2月7日，北京医疗队第一例救治患者出院……

    他们，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在选择最美逆行时，那些善意和勇气让他们如此高贵。

一

    起初，金建敏并不愿意告诉病人，“我来自北京”。她怕病人觉得自己很“傲”。

    直到有一次，病人从她衣服上的名字查到，这位医生来自北京，金建敏发现，“他的眼睛突然就亮了”。在不少人心目中，首都的医生有权威，意味着病有办法了。

    后来，每当有新病人入院，她就会向大家自我介绍：“我从北京来，呼吸科的。”这句话，在患者间传递着信任；对金建敏则意味着责任。

    病人老赵，刚确诊时情绪波动大，每天处于极度焦虑中。这种时刻，金建敏会停下来，陪在他身边聊一会儿。身体上的疾病几近疗愈，心里却一直忐忑。在得到出院准许时，老赵拒绝了。金建敏和同事们开始了长达十余天的“话疗”。

    好消息是两周后到来的。“金主任，我相信你们。这张床，我愿意留给更需要的人。”

    金建敏向他承诺，在院外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与她商量。两天后，她收到了老赵的微信：“昨天回到家，一改在医院的焦虑不安甚至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状态，早晨醒来精神状态非常好，衷心感谢您的救治！期盼您平安凯旋，我再去看您。”微信的最后，是三个感叹号。

    在隔壁病房，曾宪红正在为一位上呼吸机的病人吸痰。曾宪红把脸贴到患者耳边，轻轻地说：“曾爷爷，我们来给您擦脸、翻翻身，吸痰时您不要动。”

    有一天，曾爷爷醒了。“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我问他，听见我叫您了吗，他冲我眨眨眼。”这是一个好信号。重病人在恢复，接下来也许可以脱开呼吸机、拔掉气管插管。

    但即使她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救所有人。因为疾病的特殊性，亲属无法陪在身边，曾宪红和同事们就成了逝者最后的陪伴者。擦拭身体、更换新衣、向遗体鞠躬，“没有亲人送，我们来送最后一程”。

    武汉渐渐热起来了。病区不能开空调，在密不透风的隔离服包裹下，队员们是这样的：

    “刚套上隔离服，还啥也没干就已经开始出汗了。”

    “一抬手就有一股水沿着胳膊流到身上。”

    “闷。”

    “鞋湿了，就像下雨时刚蹚过水。”

    “幸好有痱子粉。”

    女士们碰到生理期则更郁闷。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护士王洁脸上的过敏情况严重了，化脓、结痂、再长，“无缝衔接”，但她并不会因此“吝惜”汗水。

    为了给大家降温，医院后勤给护士站送来了大冰块。冰块降温法古已有之，只是冰鉴没有王公贵族那么讲究——是一个塑料桶。队员们乐天知足，“觉得太热了就摸摸冰，可舒服了”！

二

    金建敏发现，年轻一代的医生正在悄然成长。

    这天，与金建敏配班的是何伟。他要面对的是49位患者，12例危重，37例重症。

    北京同仁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何伟迅速更换防护服，并拦住了正准备更换防护服的金建敏：“金老师，我先进隔离病房，您在外边根据我的汇报出具医嘱。有需要，您再进。”

    从清洁区到病房只有几百米。金建敏不时听到何伟发过来的语音，“可以感觉到他不停地奔走在不同的危重患者病房，并组织抢救呼吸衰竭患者”。金建敏再见到何伟，已是4个多小时以后。何伟脱掉防护服，衣服已经湿透，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脸和嘴唇都有一些紫肿，但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还不错，金老师，救过来两个”。

    疾病有多凶险，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患者间的配合，就有多默契。在医生驻地，臧学峰的早饭由年长同事打好挂在门上。很多人不知道，他还经历过一段难挨的日子。一位病人，呼吸衰竭无法纠正，喘到40~60次/分，咳不出痰，臧学峰站在她身边帮助叩背。密闭环境下的病毒量很大，也存在着气溶胶传播可能。“这算是和病人密切接触，但没办法，我看她实在太难受了。”

    第二天，臧学峰出现感冒症状，他想，不会自己染上了吧。为此，他失眠了很多天。“晚上要上大夜班，白天要睡储备觉，几乎是两小时一醒，有点扛不住的感觉。”后来，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增派北京安定医院两名心理专家，在心理辅导老师的疏解下，臧学峰了解到，很多医护人员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每日送车，是刘颖给自己安排的任务。北京医疗队抵达武汉伊始，她在手机上定了6个闹钟，最早的那班，是凌晨四点。透过车窗，刘颖细心地观察队员的心理变化，或忧郁、或轻松、或迷茫，刘颖觉得，好像自己亲手把队员送到了“战场”上。回京后，刘颖在朋友圈写道：“勇敢的城市，伟大的祖国，取消65天来的所有闹钟。”

    在武汉，48岁的金建敏度过了难忘的生日。

    来自北京市属医院医疗队149名队员的祝福、一支粉嫩的玫瑰花、三个小巧的蛋糕，还有扮作蜡烛的三支棒棒糖、两大瓶鲜梨汤。

    “那场景，我会记忆终生。”

    （作者：李琭璐，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