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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3日 星期一

    《观我生赋》与六朝赋体自注

    作者:钟 涛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3日 13版)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资料图片

        《观我生赋》是颜之推晚年创作的自传体赋。颜之推梁亡后被俘入北,辗转流寓北方,历仕多朝。此赋写于其初入北周时,以自身经历为线索串连历史,记叙了他一生三化的人生际遇,包含了侯景之乱、江陵陷落、周灭齐等重要历史事件,真实再现了颜之推在南北朝后期社会动荡中的播迁经历和自我感受。自传体赋源出于楚辞,从陈氏族、列祖考到叙发迹、述经历,有记叙的成分,但偏重抒情。六朝时期,自传体赋由主观抒情性向客观历史性转变,将人生遭际与历史环境相结合,在历史背景下书写人生,完成作者自我形象的塑造,并将历史的描写放在突出位置上,将反思历史作为重要目的。此赋与同时期的庾信《哀江南赋》一样,在叙写历史中审视自我,用实录的手法记录时代的兴衰,从独到的视角客观审视历史因革,从环境的变化中透视人生,既塑造了作者真实的自我形象,又描摹出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但《观我生赋》与其他自传赋在书写体式上有很大不同,它的自传性不仅体现在赋的正文上,还表现在赋的自注中。此赋见载于《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本传,以两种不同的文体书写。颜之推为了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在赋文中加入注释,除有韵的赋文外,还有散体的自注,约1700余字,正文加自注共3700多字。《观我生赋》自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独特性,反映了赋中自注体式的新变。

        经传的注疏出现最早,其次是子部、史部的注释,集部的注释出现较晚,集部中最先出现的是赋注。汉代已经有成熟的赋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赋注更是繁盛发达,并出现了多种形态,有他注、自注、赋图、赋音等。赋家为自己赋作加注的现象并非始于《观我生赋》。谢灵运《山居赋》及其自注完整收录于《宋书·谢灵运传》中,前人普遍认为是开赋作自注先河之作。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偏于义训,重在训释字词名物,还常引经据典,阐发文意,延伸和补充赋文意蕴。如赋文云:“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妍。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自注云:“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之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妍。想迟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与知游别,故曰谢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旷。”总释此段赋文意义,指出所据经典,并进一步阐明文意。自注与他注完全站在他者立场训诂释义不同,而更多地是注家自己想要表达的与赋文一致的愿望。正文中谢灵运对始宁墅一草一木精心刻画,以此来宣扬钟情于山水的隐逸之情,自注文字与正文一样,释义引文亦多宣山居之乐,达自适之情,与正文表情达意具有重复性。《山居赋》自注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之后,插入意思相近的自注文段,与佛经合本子注“事类相对”的体式相近。谢灵运所处时代,合本子注已经广泛传播,《山居赋》自注体式可能从佛经合本子注中获得启发。

        《观我生赋》自注将《山居赋》自注阐释义理转变为增补与正文相关的本事史实。相较于《山居赋》自注,《观我生赋》自注在内容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对词句进行直接的解释,几乎没有训释赋文任何一个典故的来源,自注中没有单纯的义训和直接述意抒情的内容,更多是直接叙事,增补史事,变说明性文字为叙述性文字。自注专释身世,自叙家庭出身、仕宦经历、辗转南北的曲折艰难,南北社会文化的相关事件等,用史家笔法,叙述自身经历与家族史,辐射萧梁以及北齐的社会鼎革。赋正文与自注相互密切配合。如正文对梁朝侯景之乱的原因,平乱战争中诸王为私利观望的态度已经有所揭示,在自注中又进一步详细描述了战争的发生过程和诸多子殒侄攻、昆围叔袭的历史细节:梁武帝纳亡人为反叛之基,萧正德怀恨投北后,求征侯景,失败后投降;侯景立之为主,以攻台城;台城陷落后,身处江陵的湘东王萧绎遣世子攻伐河东,世子信用群小,为乱兵所害,等等。正文说自己初任职“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自注则明确说“时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以军攻加镇西墨曹参军”。正文说自己任职北齐文林馆,参与修书“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则具体写到“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自注与史书自注掇异补缺实为一径,正文与自注各自发挥自身体式特点,相辅相成。正文拘泥于声律,不能将史实及其缘由事事揭橥,自注以散体形式,用无韵之笔,补充有韵之赋不便叙述之处,拓展了赋体的叙事纪实功能,容纳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赋正文与自注共同构成波澜壮阔的自传体史诗。

        从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到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六朝赋体自注有很大变化,呈现出两种体式。经传之注主要是训释字词、发明经义,史书之注则多是掇异补缺、增补史事。集部作品的注释,更多受到前者的影响。赋注是继经传注后出现的文学注疏体,基本延续经传注疏章句训诂的传统。《山居赋》自注偏重义训,力求面面俱到,赋文自表幽居,自注复详作疏释,自赞自解,唯求意尽,是较为典型的以训释字词、疏通文意为重的经注体。《观我生赋》自注受《山居赋》自注影响,但又有很大不同,将赋中自注由释典义理转变为增补赋文未明本事,不阑入注词释典,更多表现出以增补事绪、扩展内容为主的史注体特征。刘知几在《史通·补注》中认为,史臣因“才阙伦叙”而为自己书写的史书作注,自注的内容去掉芜杂则“意有所吝”,全部记载则又“言有所妨”。为了补史之阙文,又能使正文流畅,表述详赡,将注释附列于正文后,既能使史笔简洁,又能增补史事。赋体自注在赋正文后补叙史实,其作用和意义相同。

        赋体自注是六朝赋的体式创新。但于赋作文体的圆融而言,于赋文中夹置散体注释,对赋家的写作思路和赋作的文气流畅,毕竟有所滞塞,故而于赋中作自注这种书写形式,虽在后世时有继作,却并未成为赋的书写常态。钱钟书先生很推崇《观我生赋》自注,认为庾信《哀江南赋》没有此类自注是憾事。《观我生赋》自注与正文共存于同一文本,不训释名物,阐发意义,仅写明和正文相关的本事,与正文的自传性叙述相互融合,是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文学意义,也有史学价值。

        (作者:钟 涛,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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